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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后，中美的共同利益占了上风。

而且因为全球恐怖事件、公司丑闻、互联网泡沫共同造就了全球经济衰退，世界主要经济国全部萎靡不振。而中国的表现一枝独秀。这种不可思议之处在2002年达到了新的巅峰。作为一位媒体从业者，明显感觉到我们的国际同行们正在以极高的热情谈论中国，不同国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与新闻记者都在加入这个日益庞大的队伍，我甚至怀疑在dot－革命过后，他们一直是在试图寻找新的热门话题，而中国比生物科技更值得担此重任。同时，中国政府实现了建国44年以来第一次平稳而正常的交接。一连串极富标志意义的行动，似乎都在暗示，中国正在踏上一条新的快速通道。就像类似胡鞍钢这样的乐观主义者所憧憬的：2020年时，中国GDP将与美国达到类似的水平。世界第三大咨询公司摩立特集团的总裁约瑟夫·富勒说，在50年后的历史书中，只会分出几个段落给伊拉克战争，而大部分篇幅将留给中国。他甚至预言，2050年时，美国国务院中将出现会中文的决策人物，既然它已经容纳了会说斯拉夫语系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与奥尔布赖特。而高盛集团总裁约翰·桑顿在3月25日宣布将加盟清华大学时，他的表达实在过分具有蛊惑性了：“我们有生之年将遇到的头等大事就是中国的崛起。”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重新发现中国（6）

中国是过去数年间全球最重要的情绪。外来者似乎比大多数国人对此更为敏感，它不仅在经济上保持着令世界其他角落黯然的增长，它在国际政治舞台也呈现出新面貌。它是朝核危机中有力的调停者，在六方会谈中，是北京而非华盛顿的声音更值得倾听；它从2003年8月起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长期被视作富国俱乐部的Ｇ8会谈；在APEC首脑会议上，中国越来越被当作亚洲最重要的稳定力量与经济增长源头……两位外交事务专家埃及·S·麦迪罗斯（Evan　）与M·泰勒·布雷维尔（*el）在2003年最后一期的《外交》上写道：“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已逐渐将自己的国家视作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它拥有广泛的利益与责任，——而不是一名受害的发展中国家。”她在外交舞台上的意识正在迅速改变，2004年2月2日，国家主席*在加蓬国民议会上回顾了两国长达40年的友谊。当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2月2日开始他的非洲十国之行时，冷战的阴影日益浓烈，中国渴望在美国与苏联的阵营之外，寻找新的朋友。在1964年周恩来的议题中不需要考虑石油问题，大庆油田的开发使中国在1963年实现了石油的自给，当时的中国人兴奋地说，“洋油的时代过去了”，一位名叫王进喜的采油工人还成为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偶像之一。除去重温与巩固友情，*主席2004年1月29日至　2月4日的埃及、加蓬与阿尔及利亚的三国行也同样期待能通过与它们的合作缓解中国日益严峻的能源紧张问题。自1993年以来，中国就变成了一个石油净进口国，但超出任何人想像的是，它在2003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原油消耗国。“国际形势正经历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复杂、最深刻的变化。”*对着台下几百名加蓬议员说。这种变化使往昔看起来确定无疑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也使新挑战源源不断地出现。为了在未来满足中国继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为奔跑在北京、上海街头的汽车提供足够的汽油，中国发现自己已经卷入了一场复杂的游戏之中。

中国看来正在重复一个个大国曾经走过的道路，她先是获得了财富，然后寻求她在政治上的权力，最后她可能塑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股热潮能够持续多久？它表明中国世纪正在到来吗？

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

“通向繁荣之路”

1890~1920年的美国给人深刻的印象。生命贯穿于这30年的两代人，亲历了比前十几代人都要剧烈的变化。一个乡村的、孤立的、淳朴的美国，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全球化的、玩世不恭的美国，洛克菲勒的石油、亨利·福特的Ｔ型车、斯蒂芬斯的扒粪新闻、罗斯福的扩张主义，重新塑造了这个国家。生活在这个年代的年轻人，雄心勃勃、又有些不适地进行这一场试验。他们中引入瞩目的一位是沃尔特·李普曼，作为1911届哈佛毕业生最有才华的一位，他没有投身于政治活动，而成为了一名新闻记者，他在1914年与他人共同创办的《新共和》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号角之一。这本杂志表达了一代知识分子最热忱的追求，即如何帮助一个正在进行巨大转型的国家适应她的新角色，既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