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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卡让我心痒不止。我忘记了具体的收费，不过当老板宣布可以按半小时计时，我和朋友们都雀跃不已，全然不顾我们可怜的零花钱更轻易的付诸东流，尽管同样的10元钱，但分两次似乎比一次性花完要节俭一点。我们还会兴致勃勃的骑上一个小时车，奔赴一位远道同学家里，因为他买了游戏机，然后对于几个小时的免费时间心满意足。

我忘记自己的热忱是如何消退的，既因为笨拙，总难以成为高手，也是喜新厌旧，金庸的小说取代了《魂斗罗》。说来惭愧，在整个青春年代，我对于任何狂热都保持着免疫力，我对武俠小说、电子游戏、漫画、摇滚乐、诗歌、甚至姑娘都没产生过忘乎所以的热情。我记得高考那年，7月5日那天，我的同学搞到他们平生第一盘黄色录像带，兴致盎然三五成群的聚众观看。我没太犹豫就拒绝了邀请，因为两天后的7月7日是高考的日子。我不知道我那些可爱的同学们阅读考卷时头脑中反映出的什么，总之他们几个都成绩都比模拟考试低了三十分，少年的意志就像是土筑的堤坝，它轻易的被摧毁。我经常为自己内在的理性吃惊，并痛恨于这种‘清醒’——它经常是冷感的另一种说法。

我对于电子游戏的记忆再度被唤醒是大学二年级。突然之间，所有的宿舍都开始购买电脑。这些来自祖国各地的同学们，在大学第一年仍保持着中学时勤奋的惯性。对他们来说，通往北京大学的道路比我这样的北京考生崎岖得多。我上铺的山东兄弟在夜晚卧谈会时以过来人的口吻，回顾高三时军事化的生活，他们被封闭起来，清晨六点起床跑步，每天下午做一套模拟考题，老师连夜批改，第二天上午讲解……学习是体力式的，为了应对高考，学校不惜让学生学习大学教材，以寻找快捷的解体方案。所有青春的热忱、幻想、广泛的兴趣，都被压制了，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怎样应对闲暇，怎么面对孤独，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普遍的勤奋在一年后开始消退了，北大那著名的懒散的气氛开始入侵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充当了散漫生活的鼓吹者。“在中学里，你俯案读书”，我喜欢引用怀特海的话，“而大学里，你要站起来，四面眺望。”

从填鸭式的教育到自由式教育的路程，比我想象的困难。并非学业的压迫减轻了，我们就能开始发现自我、发现世界的新旅程。

就在此刻，电脑游戏和互联网席卷而来。每人两千块，六个室友合买一台电脑。我不知道同学们如何筹集到各自的两千元，对于相当一部分家庭来说，这不算是个小数目。不过，它在理由上是可行的，它代表着新技术和前途。

崭新的电脑到来时，也是宿舍里情绪转变的时刻，没完没了的聊天开始减少了。每个人专注于自己的使用时间。从清晨六点到晚上熄灯的11点，每个人分配到两个小时，周末不断电，有人愿意凌晨四点爬起来扑到电脑前。我们的电子学知识也派上了用场，连一根电线过来，这样周一到周五同样有电了。我相信，只有很少的时间，同学们用此编程序，做作业。绝大部分时刻，他们在打电脑游戏，当几个宿舍用网线连机战斗时，情绪就变得更高亢了。就连我这种游戏盲，也记住一些名词“帝国时代”、“红色警报”、“RPG”。

可疑的成就（2）

电脑游戏给我们这个只有23个人的集体带来的效果是奇特的。无论怎样的心平气和，我都觉得它的伤害性多于建设性。班里两个最天才的学生——天才的定义是，我拼命复兴一个月只能勉强及格，而他们只要提前三天看看书，就照样能得90分——一个退了学，而另一个没得到学位。班级的成绩集体性的滑坡。我从来不相信大学成绩有何重要性。但眼前的事实是，学业松懈所释放出来的空间，没有转化别的探索，迅速被《帝国时代》、《红色警报》所填充，后者有一种可怕的吞噬性，似乎一个20岁年轻人的所有精力、时间、好奇心都不足以填充它。在很大程度上，四年的大学生活没有使我的同学们更成熟、更有力量、思维更开阔。他们的生活没有放大，反而在电脑游戏中缩小了、世故了。

我绝非一个仇视技术的路德派，认定每一次技术的创新就导致一次人性的堕落。但我越来越意识到，良性因素比恶性因素更难以生存，新变化能轻易的与旧习性达成同盟，借助新技术的速度和力量，原有的黑暗因素经常陡然加强。

我不能把罪责推到“帝国时代”、“红色警报”、“RPG”上，就像很多人所讲的，它们只是一款游戏而已。但是，这些游戏的确与我们可恶的教育制度达成了同盟。小学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