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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新牛

经上海秦怡专案组的建议，我现在已经进住“牛棚”。

从此，我的“自由”被压缩到最小最小的限度，有时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外调人员日间忙于跑长城、颐和园研究斗争策略，然后夜间来外调，我也只好奉陪到底。

我的接待工作逐渐繁忙了。来人有的以聊天的姿态，有的摆出公鸡的姿态，有的软缠硬磨。然后，每一起人都要带一叠材料回去报销。

每一起外调人员都要求给他写一份详细的材料，尽管在“盘问”的时候已经谈得很清楚。有的根本就和他们无关。

我从哪里去挤时间写材料，但造反领袖是不管的，他只管造反，甚至为什么造反，他们似乎也不管。

事情仍得自己解决。

我终于想出一个略为解救的办法，我用最薄的航空纸，削尖铅笔，以复写纸每次复写四五份（可惜那时没有复印机），后面留一段空白，根据具体情况不同对象，补上几句，写上年月日。

我对“二流堂”的起名，都说是徐冰，外调者对此表示满意。从他们的口气中，我却想起一定有人写成是郭沫若起的名，遭到他们的批斗，因为这件为“二流堂”起名的事，一直存在两个版本，因为郭比徐名气大，所以流传便较广，但“文革”中，郭被认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是碰不得的！

造反派为了取得“二流堂”更确切的反革命罪证，可以称得上“下定决心，排除万难”。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经过缜密的部署，闯进我在北梅竹的住所，彻底抄家。

来人由一个女人压住门上小洞哄开了铁栅之后，七八个男女青年便直接入内，翻箱倒箧，真有点似江洋大盗。有人拆被套，有人翻书，有人取梯钻入天花板内，有人拆开所有大、小镜框的背面。

这是一次有精细计划、熟练的抄家大行动，他们的最高目标是“二流堂”堂员的花名册，以便一网打尽。甚至希望抄出电台，与国民党沟通的秘密电台、密码等，以便为党建立下一奇功。

他们翻到一份放大的北京黑白地图，一份地下建筑图纸，大喜。

一位女大学生问我：“你是叛徒，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我怅然回答。

“听说你在抗日时期有一个运输车队，我们党都不允许私人有汽车，国民党就能允许你有个车队，你和他们究竟有何勾结？有革命同志搭乘过你的车，说你是假运输为名搞反革命活动。”

“…………”

真是天真好笑、活泼讨厌的孩子。

我当时不敢笑，但也不知如何回答。

有人说，青年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也可以画最丑恶的形状。

是谁，在这些白纸上乱涂鸦，涂得四不像。

然而，在抄家的手法和动作上，肯定有老手的培训，也可能是当年抄胡风集团的老行尊。

但当他们抄到一张放大数倍的北京地图和一卷宋之的墓地的图纸时，便欣喜若狂，则暴露了他们的极端无知。

八一电影制片厂原来选了颐和园西一块地，因北京市另有需要，要求调换，便给了我一份大地图，以便量地；宋之的墓地图纸，解放初期，对死人都较优待，给你好地，如陈波儿，不仅给两穴地，且全用大理石建筑。但到“文革”时，不少墓穴都被翻得七零八落，宋墓铜像大概也被撬去做纪念章了。

虽说抄家的主要目标没有达到，但“收获”也还是不少。

七八个人，每个人带来的大包小包都装满了。

妻子一直盯住一位拿走她一对金戒指和银行存折的姑娘。

一位小青年拿着一副裸体女人的新扑克牌，左右晃动着：“这东西你也玩。”然后，放进口袋。

他们走后，据邻居说，外面放风的有十余人之多，一直排到胡同口。

我想起在社会主义学院集训班的时候，孙师毅曾提示我注意“二流堂”会被翻出算旧账，我却因为几次大运动都没有动到我，心想大概这问题总是过去了吧。有人认为“反右”时冥冥中一定有人暗中在保我，但决不是夏衍，因为那时他也岌岌自危，自顾且不暇。

此刻，我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