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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了，由于工作的劳顿，家伦明显地消瘦了。我们约了四五个人联合在附近一家小饭馆包饭，每月每人九元。这小馆的菜肴质量并不下于名菜馆，譬如我们的四菜一汤，那个汤基本上是全鸡全鸭，除一盖碗沱茶外，豆腐脑随便吃。家伦有时下厨直接点菜。

日寇侵略的烽火虽然胶着在贵州以东一带，但敌人想速战速决。于是，他们从诱降改变了策略，竟然用狂轰滥炸，企图逼降。

我那时在出版《救亡日报》航空版，小印刷所被炸毁了，香港的好友又力促我去另搞出版。家伦正好和应云卫导演的《塞上风云》摄影队同去塞北，既为影片作曲，也完成搜集民歌的愿望，我们便各自南北而分道扬镳了。

我到港后适我哥也来港，他与我友商妥叫我去仰光主持一家“公司”。于是我又转搭轮船赴越南转昆明飞到缅甸。我在临行前接到家伦的信，他已动身随《塞上风云》摄影队到塞北去了。

他们经过延安的时候，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宴请，也看到毛泽东和应云卫比赛吸烟，毛只吸三口，一支烟便燃烧到手指捏住的边沿，应云卫立刻认输……后来，听他们说起而传为佳话。

陕北边陲的榆林，那里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是邓宝珊，他是国民党开明的高级将领，和共产党是很友好的。当《塞上风云》摄影队到达榆林时，邓将军热情接待他们。因此他们拍摄外景的所有困难的问题，都很顺利地得到了帮助和解决。

一曲难忘（2）

邓宝珊从他的秘书那里知道这个摄影队，既是国民党军委会属下的单位，又是靠拢共产党的左翼艺术家。他想赠送他们一点零用钱，但是不能做得太直露，感到为难。还是他的副官足智多谋，他给他们安排了几桌麻将耍乐，在每个座位上都放上二十块银元，说明不论输赢都是各人的，只是借此助兴罢了。

不久当副官离开以后，家伦很诚恳地与大家商量，麻将照打，不管输赢，玩它一晚，打完把钱放回原位，主人对我们的招待已经非常丰盛了，我们应给人家留下一个好印象。他们这样做法不仅使邓宝珊感到非常赞赏，也赢得了司令部里人们的尊重。同时邓将军对家伦通晓天文地理是很钦佩和赞赏的，因此，他每次因公到重庆，总要前往看望家伦，或者邀请他作客，欢聚畅谈一番。

家伦对婚姻问题总是抱着他自己固有的态度。有一次，某将军有一爱女，颇属意招家伦为东床佳婿，但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想方设法委婉地谢绝了。（我前年曾遇此小姐，她已与一位科学家教授结婚，几次想戏问她知否此事，但碍于在科学家面前不敢贸然启齿。）

家伦有三好：好吃，好看书，好议论天下事。在上海的时候，有位年轻的女事业家，对他狂热地单恋，约他参加舞会、看戏，甚至听音乐会，他都是一个“不”字。后来知道了诀窍，叫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只请他一个人。他来了，二话不说，举箸便吃，但只是蜻蜓点水似地吃了一下。吃毕，他开了口：“嗯，不错，营养够了。”拿起大衣，拜拜。后面一个娇嗲的声音追来：“家伦呀，家伦呀！”他很客气地加了两句：“再见，再见。”

夏衍老人套用波斯古国的国名大食，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大食国王”。这名称不太恰切，他是精食，再好的美馔，他是从不暴吃的。

虞静子有一次请家伦吃饭，她烧了一只鸡，大家都吃得很有味，他吃了一口，立刻吐出来：“死鸡。”那鸡果然是死后再加工的，这不免使大家感到惊讶和叹服。

家伦的家世大概有美食家的传统。他的曾祖父吃鸭子只吃鸭掌，即架起一块薄铁板，围住，把一群鸭子赶上去，铁板下烧火，鸭子在上面跳，血凝向脚下，然后斩下鸭脚，炖而食之。抗战胜利前一年，忽报他父亲在北碚去世，前此谁也不知他父亲住在重庆。他去办完丧事回来后，我问他是怎么死的，他说：“吃……。”突然感到暴露了“家秘”，不说下去，我也知道了。不久，发现特伟（漫画家、上海美影厂长）和盛舜也是他的叔叔，还有一个小婶婶，两个十几岁的小叔叔，还是一个小小的家族呢。

四川，真是名实相副的天府之国，八年抗战，大量的政府机关、商人、学生、文化界、难民等等争先恐后地蜂拥入川。前线吃紧，后方紧吃，物资丰富，永不匮乏。除土产外，军援的大铁罐牛油、克宁奶粉、SW咖啡也在市场上偷售。我买了几罐放在床底下。

重庆是举世闻名的三大火炉之一。“二流堂”有一间是男人集体睡通铺，像北方农村的长炕，可以睡八个人，家伦、沈剡等是基本睡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