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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楚生在进入摄影棚工作之前，拿起一支烟在写字台上搓松后，连抽几口，开始工作。他是我认识的烟友中最早表示要戒烟的人。那是一九三三年，他在烟上写了“戒烟誓言”，年、月、日，签上名，把烟放在写字台上面的架子上，向公众表示决心。可是，一个多月之后，他在结束《都会的早晨》最后一场戏时，眼睛实在张不开了，他破了戒，用这支已发霉的烟，催生了《都会的早晨》。

胡愈之老人则是最节约火柴的了。他每天点燃了第一支烟，以后的烟就一支支接下去了。一九八三年我找他为潘汉年的纪念集组稿，一个多小时中，只看到他抽两支烟，他虽然没有戒，也已自我大压缩了。

也有的人狠命连抽几口，用力吞到肚里，然后透一口大气吐出一圈雾，那是刚从牢狱放出来的囚犯；有的则轻轻抽两口便把烟扔了，那是阔人家的少奶奶或小姐。总之，千姿百态，各显风骚。

但“三面红旗”漫卷时期，既卷走了粮食，也把烟叶卷走了。除了“特供”外，众烟民只好学习神农尝百草，那时的烟叶大多像是树叶烘干制成的。“反右”时期，我因从右网漏走，但贬罪仍难逃，我被送到农村长期安家落户，住在一位贫农家里，他却正好在“割尾巴”之前自留地种了一批烟叶，孙师毅给我画了一只木制手工卷烟机，解决了几个烟民的大问题。后来在农村没有饭吃，我们又不会挖野菜，剥树皮，只好全体回京，我忽然发现北京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那是旧日上海瘪三、叫化子的行当，花名叫“捉蟋蟀”，在一根约三尺来长的小竹竿上，扎上一根针，见到烟屁股便一戳，烟头就带上来了。在王府井我见到不止三两个人在“捉”。在一个国际宴会上，我又见到一位高干夫人把烟灰碟中的烟头用小手绢包起来放进漂亮的小提袋中。

就在那个吃饭、抽烟都极困难的日子里，忽然传来一个好消息，政府发出两百万美元向国外购进香烟过滤嘴以便生产高级烟。

“文革”中，我又遭逢了抽烟困境。我的小儿子跟我一起扫地出门到农村的大“牛棚”，他偷偷地给我买来一条“大前门”，连长获悉大喜，马上召开一个阶级斗争大会。“大前门”当然被没收，但有位造反小头头却给我买来“红牡丹”，我出钱，他请我抽烟，每一包烟我可以抽到十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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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民沧桑录（2）

因为长期睡在湿地上，我的病历又添两种，气喘和肺气肿，我被批准来京治病。这时特别是抽烟时便猛咳。经过几次试验，我决定戒烟了。戒烟使我尝到甜头之后，我逢到烟友便劝他戒烟。但这劝人戒烟的事太困难了。

“文革”收摊，我办离休到港。在街上，在公共场合，抽烟的人明显是少了，报纸禁止刊登香烟广告，而报上又有劝人借钱的广告说：　“借钱易过借火”，这也说明抽烟的人是少了。但我却不相信香港人对　“政府忠告市民，吸烟有害健康”和“吸烟可以致癌”这两句口号居然那么顺从，我确信有一句“吸烟可引致性无能”更具有巨大的威力。

这几年，我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看到的景况，对烟民们的神仙日子似乎有日薄西山之感，到处都在禁止吸烟。大韩飞机的洗手间也有一块小牌子：“吸烟可罚2000美元”。洗手间外一个阴暗的角落，有个艳装少妇萎萎缩缩在偷偷地抽烟，看到我在注意她，眼露惊慌之色，连忙熄烟逃窜。

当我回到祖国踏进家门，院子里停着一辆三轮平板车，旁边四五位青年电工正在吞云吐雾，好一个飘飘欲仙的美景。原来这里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一了解，我国烟民已经吐故纳新，现在是新生代在支持烟民人口的记录，据说至今仍不少于三亿。

在我的家族近百口人中，至今只有一人仍在抽烟。我说：“你也该考虑戒烟了吧？”他说：“对！”然后问我是哪一年开始抽烟哪一年戒的，我告诉了他。他屈指一算，脸现笑容：“我一定向你学习！你抽烟六十三年，我连三十年也不到呢。”我说：“也好，你再抽三十三年吧。”　不久前，一位法国学者对抽烟问题有个新的见解，他认为抽烟既能使国家增加大量税收，又支持烟农和工人就业，更可解决人口膨胀的问题，对老人也可早日解除他们的痛苦。其实烟民们也可以算是“曲线爱国”吧。

前几年，港府曾经给囚犯发烟，不知是否也有此含意。

夏公骨灰在撒入钱塘江时，谢晋随后撒下一些黄花和中华烟，他是学电影《巴山夜雨》中一位老妈妈给“文革”中被整死在川江的儿子撒下他生前爱吃的枣子。但夏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