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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精神。还在他未登基而为王子时，他就是蒙古诸王中最好学汉制的一位“贤王”了。有史载忽必烈28岁时（1242年）就在他的王府接见禅僧海云及弟子刘秉忠，忽必烈问海云禅僧：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这一问，似乎有两重意思：其一是对佛学的兴致，其二更是显示出这位年经尚轻的王子早已怀有“安治天下”的雄心。自那时开始，忽必烈就不断从中原召徕贤人显学之士来为自己讲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了解前代帝王之治与朝代兴替，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之道，讲三纲五常之理。他学习中国先王的贤明圣迹，听取汉高祖平定天下的故事和史迹，更十分仰慕唐太宗盛世治国的才能，憧憬在自己的治下也有贞观时代万国来朝的盛景，为此，忽必烈经常提及自己也要象唐太宗一样有魏征这样的卓越人才来为自己效劳。对于宋太祖的帝迹史料，忽必烈也是每言必听，并说：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可见他对中国故帝了解的详尽程度。待忽必烈平定南宋迁都大都入主中原之后，他颁布的一道《归附安民诏》中，就特别提及：名山大川寺观庙宇，并前代名人遗迹，不话毁拆。由此可见忽必烈对这一异族臣服国家文化的爱护，同时也表明其将所继承的国家正体。这一点，表现出一个积极学习和尊重历史的态度，这一态度，比一些自隐不朝而不知一国之智力低下的汉人学士的态度要好得多。不仅如此，这位叫忽必烈的皇帝更是时常拿汉高祖和唐太宗自比，问：汉祖唐宗孰与寡人？可见，忽必烈已经将自己在价值取向和治国标准上直接纳入到了中国的帝制正统。

就当时历史看来，还有许多今天的学者倾向于将元朝之中国理解为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是事实的一部分。蒙古帝国的确将自己的疆域并不仅仅局限于当时的中国（更何况当时之中国只剩下偏安江南一偶的南宋遗朝），而是将目光展开得更大。然而，学者们大多忽略了忽必烈帝对这一臣服国（中国）先进文化的学习和国家治理模式的采纳直至充分融合，而他自己，更是在这一融合过程中以身示范。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十分近似于我们今天所研究并争论的全球化：一个21世纪的国家是以全球化为人类的共同理想目标而达成与各国的多元融合呢？还是借全球化而强调单方面之一国己利？站在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立基点上，这样的结论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距元朝六百年前的唐朝贞观之治，引得世界往来不绝，造就出中国之于世界的远播声名，那么到了元朝，尽管只有区区百年，却在一位襟怀巨大的忽必烈帝手中，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开大阖的经国之策而震动了世界，并将中国文化的种子撒去了更为广大的区域。当历史再过了六百年时，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进入中国时，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他们所用的，竟会是自己祖宗的发明，他们所广泛尊崇的教义，也是由中国的印刷术而获得普及，而他们的向往，则是因为马可。波罗在牢房里口述写就的那本《东方见闻录》！

到了这个时候，我想，中国历史中的传统中国与多元融合的中国、东方中国和西方世界，是有必要来一次历史的整体交汇了，而没有必要将这场历史与历史、国家与国家、民族和民族见面并相融学习的时间推迟到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如此，我们便可以客观地看到并思索到更多，同时亦反省中国在其自身发展与融合的历史中究竟有多少次丧失掉了改变自我历史的机会。而距今天八百年前的忽必烈帝，他的眼界和探索，又如何没能被更多的国人继承下来？无论是蒙古人抑或是汉人，今天，这些民族都已是中国一家了，而在未来不久之后，这个世界的人类，更将融合为一个理想的共同体。

这是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中国与世界，无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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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见证元朝的开放（1）

为什么要从马可。波罗这个13世纪的意大利人这里再来谈谈元朝呢？

我以为，中国之大，泱泱之国，很多年以来显得什么都不缺，而唯独缺一个非大众的独特角度，以致于使中国在很多的方面显得同质度奇高，也很少听到标新立异的历史。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或许有另外的一个样子。在十三世纪，与忽必烈同时代的这位意大利的年轻人（马可。波罗比忽比烈帝正好小四十岁）眼中看到的中国，就是一个全新的角度和视界。甚至，比起500年后（1793年）中国满清的另外一位著名的外族皇帝乾隆对待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的态度来，这两位马姓的老外在中国的境遇却有着天壤之别：马嘎尔尼在中国只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