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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都是大忙人，轻易不进茶坊。这一大早，有什么急事吗？”继宗一看几位都是行商，知道一定又有什么急事了。

“急倒在其次，问题是难！”孙财说，一面坐了下来。

“都请坐下谈。茶博士，给这几位爷上茶。你们要什么？煎茶还是点茶？什么佐茶？”继宗问。

“谢谢三爷，茶照您，点心就免了吧！”孙财说。

“每人一客点茶，随意带几样茶食，统记在我的账上。”继宗吩咐。

几位谢过坐下，茶与点心也都陆续上好，继宗才又问道：“说吧，遇到什么事啦？只要魏某能帮得上忙，一定鼎力而为。”

“咱们这些行商，是越来越没日子过了！”刘维皱着眉说，他是一位柑橘商人。

“又叫那些人黑了一把？”继宗已经明白了大概。

“可不是吗，惨透了！这次，三爷一定要替我们想个辙儿。要不，我们真是没个活路了！我的茶叶，刘老板的一船柑橘，李老板的绸缎，还有他们——多了！都叫他们压得惨不忍睹，连本都赔了！朝廷再不给条活路，咱们这生意只好再也不做了！”孙财说，哭丧着脸，眼泪都快下来了。

“且请喝茶。这次，我一定想个辙，好歹给大家一个交代！朝廷现有王丞相主政，皇上年轻有为，先后做了多少大事，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继宗说。有这话，几个人的眉头才稍稍舒展了。

说到商人而分行商、坐商两种，话可就长了。坐商，顾名思义，就是坐地经商，是在地头开店做买卖；行商，是行销，大抵从事长途贩运，将货物从产地运到消费地点供坐商消化。从道理上讲，坐商、行商一内一外，谁也离不开谁：没有行商，产品不能从产地飞到消费地，坐商买空卖空，还不得关门吗？而没有坐商，行商人生地不熟，大宗货物也没法儿直接送到消费者手里。可坐商在地头上，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方便，两相较量，总是行商吃亏的时候多。至于从事商品生产的其他小手工业者或渔民、牧民、农民等，在地头上，也同样要仰仗坐商。行商、坐商的这种不平等，因为行会的建立，往往变得更严重了。

有日本学者说，中国的行会制度起于春秋战国时代。根据，就是《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一句话：“市行者诸众人皆曰。”聂政刺杀了韩国丞相侠累，毁面自杀而死，被韩国人暴尸于市。姐姐聂萦为了替他扬名，不顾自己安危，前去相认，抚尸大哭。大家很奇怪，都问她为什么要这样。所谓“市行者诸众人皆曰”，就出现在这一段文字中。日本学者说：“市行者”，街市行会制度也！这解释实在过于牵强。这里的“市行者”，该是街市中的行人，根本与街市行会风马牛不相及。在中国，真正的行会大体起于隋唐，到大宋则更趋完善。

隋唐城市都实行坊市制度，城里有城。城墙里面每一个小街区，都另有坊墙、坊门与其他街坊隔开，坊门也像城门一样按时开关。商业买卖都集中在某一固定街坊，店铺也有固定的常设铺面，非商业街坊则不准经营买卖。像唐代长安，东西两市就是个例子。到大宋，城市与商业都发展了，坊市制度被彻底废除，再没有坊墙、坊门了；除了大内，就没有一个地方不可以开店做生意。不说别的，大内前的汴河大街，紧靠东华门的东华门街，就有多少商家！连宣德门前御街两边的廊子，都准许商人设摊买卖呢，更甭说别处了！城市与商业发展了，行会制度自然也就跟着越来越丰富完善了。这么说吧，吃喝拉撒，日用起居，凡有劳务与商品需要，就没一样没有行会兜着。以东京而论，竹、木、柴炭、鱼、肉、米、花、果、酒、茶、丝、绢、帛，乃至抬轿子、撑船、做衣服、泥瓦匠等等，就没一样没行的。各行各业，少说也有好几百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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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九十八回（2）

行会行会，同行之会，原是同一行业主的松散的联合组织。这种组织，官方与业主都有需要：官家用它管理各行各业，收捐派税，分摊差役，不一而足；业主自己呢，则又用它调节关系，相互约束，占领市场，分享市场份额，等等。既有多方需要，它的产生也就各有因由了：或为官方倡导，或为业主自发，或者两种兼而有之，并没有一定之规。因为依托地方，利弊当然尽归本地业主了。坐商先已占了种种方便，再有行会撑腰，行商要与他们争高竞低，还不更得落在下风！而行会制度的完善严密，自然只能更让行商雪上加霜！

行会的生杀予夺大权，通常操在“行头”——行会头子，及一般同业大佬手里。既操在他们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