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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本来用不上这种苛刻的标准。

韦格先生自报了姓名，逐字地拼音，不仅如此，还报出了他的职衔全称“阿那塔语言学校主人兼校长”。接着，他向部长谦恭地叙述，他对组织庞大的欢迎队伍如何尽了他的微薄义务。

人民公仆　第一章（3）

部长向着大厅的各个方向挥扇致意。然后转向韦格先生，说：

“谢谢您，先生，谢谢您。”

主席台上的人都交口称赞，身居高位、却还如此尊敬长者，这样的人难得遇见，部长在这方面确是独一无二的。人们如此热情地赞扬，倒使我有点发窘，这无疑说明我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正在发生变化。

“不管当部长也好，不当部长也好，”他说，“谁是我的长辈，那么他就永远是我的长辈。别的部长和别的人随他怎么做，而我的座右铭是：行我权力，羞煞魔鬼。”

他不故作谦虚，倒令我有点敬佩。难道谦虚不也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傲慢？我们都自认为是上等人，谦虚阻止了我们这样称呼自己，但并不会阻止我们希望别人这样称呼我们。当那些天真的理想家们自以为是的为借来的政治洁癖和繁文缛节而斗争时，像南加那样的人却不耐于这种惺惺作态，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们才会成为成功的政治家。

当这些想法——或许并不是以上述那么准确的字眼，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时候，肉麻的赞扬不断在主席台四周回响。

我记得，就在那一刻，随部长来的一位漂亮姑娘，从她的椅子上转过身来看我。我们的视线刚一相遇，她立即又转过身去。我猜想，这情景一定被部长注意到了。

“我的秘书获得了牛津学士学位，”他说。“他本来要和我们一道来的，但我有些工作要他做。扯点题外话，奥迪里，我认为你在这儿真是浪费了才干。我看你最好是到首都的公共部门担任一个重要职务。我们不能把一切都让给高原部族。我的秘书就是打那儿来的；我们的人民必须共同分享‘国家的糕饼’。”

“国家的糕饼”这个旧时的名词，我们有些人还是头一次听到，因此受到了大家的喝彩。

这时我的朋友安德鲁？卡迪伯无意中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失口叫出部长当教师时获得的绰号：“就差个机会文学硕士”①这可糟糕得很，因为安德鲁和部长来自同一个村子。

他对待安德鲁的态度，使我想起了四年前领着一群狗的另一个南加。

“真对不起，先生，”安德鲁可怜地道歉。

“对不起什么？”部长吼道。

“先生，别在意那个傻瓜，”韦格先生忙不迭地安慰。“这是人们过去的说法。”

“我看还是开始吧，”部长说着，仍然一脸怒容。

韦格先生虽然一开头就声明，对这些贵宾无需作什么特别介绍，可他还是足足讲了二十多分钟——主要是自我吹嘘，为他在阿那塔及“周围地区”做的党务工作大事张扬一番。

最后，一个相貌粗陋的村民在十几步远的地方站起来，喊道：“够了，不然我就拉你下来，还要你三便士。”

这下妙极了。哄笑声一英里之外都听得到。韦格先生最后致词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说实话，直到部长站起来，笑声还没有停止。

原来，这里面有段故事。多年以前，韦格先生还是一位贫寒的小学教师，他有一辆破得快散架的自行车。不用说，刹车也不灵。一天，他骑车滑下一段很陡的山坡，冲向山谷里的一座窄桥，看见一辆卡车——那个时候，卡车还是稀罕物——正从对面山坡开下来。看样子，两车就要在桥上相撞了。绝望之中，韦格先生拉开嗓门，向过路的人喊道：“看在上帝面上，把我拉下来！”见行人没有反应，他又加了一点筹码：“拉我下来，给你三便士！”从那天起“拉我下来，给你三便士”就成为阿那塔一带流行的笑谈了。

部长的演说自然而风趣，效果极佳。眼下还没有临近选举，他边笑边说，他并不要求大家的选票；就像“一次家庭团聚——完全是一次家庭团聚嘛。”他宁可不用英语对自己的乡亲们讲话，那毕竟是一种外国语，可是他也从经验中懂得，用方言发表演说，有可能在报刊上造成曲解和误会。听众之中有些陌生人不讲我们自己的语言，他也不想排斥他们。他们都是我的伟大国家的公民啊，不管他们来自高原，还是来自低地，等等等等。

他提到的陌生人，我猜是埃莉诺？约翰太太，来自沿海的一位有影响力的女流，她早已加入部长的人民组织党。她浓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