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2/4 页)

把钟馗看成铁面无私、一身正气，是廉洁公正的形象，不会萌生向他行贿求他满足非分之欲、庇护恶行的幻想。

我少年学画时就开始画钟馗，从那时起就有人求我画，或家里有什么不安不顺，或家里并无事只为保平安。后来我改行爬格子，还不断有亲戚、熟人叫我画。我这几十年，所画的钟馗画像已不下百幅。说老实话，我画钟馗笔墨技巧并不怎样，也不是迷信自己画的钟馗有什么“神力”，更不借有人索要而乘机欺蒙牟取什么利益；我总是有求必应，从不讲代价。这是因为总觉得求者怀的是正当的企望，我给他们画，至少能给他们一点鼓励、一点精神安慰，对他们起点望梅止渴的作用；再则，所画的每幅钟馗像上总要题写“浩然正气”、“除邪惩恶”、　“正气凌邪”　等字，将钟馗当做人，作为现实人生中为人的表率，加深人们对正义、正气的印象。所做这些有多少作用，当然难说，但终究表达了我的一点愿望。

民间迷信钟馗，是把他当做正义的维护者，可以折射出人们对正义的向往，是迷信中健康的倾向。然而，国民这种伸张正义的向往，主要是把希望寄托在作为神的钟馗身上，是将钟馗当做上帝；这种心态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是盼望出清官；不是将钟馗作为坚持正义反对邪恶的楷模、榜样，不是自己主动地也效仿钟馗精神身体力行，不是成为坚持正气的一员，缺乏正确的公民意识和独立的人格意识，总盼望天上掉下馅饼来，总甘愿把命运交给救世主，是一种不依附不行的天性。依附总是没有自己的方向，正是*事业的发展和捍卫自身*艰难的根源。

感受主席台

能上主席台就座是一种地位和荣耀的体现，这几乎成为当代国民的共识，成为一种已经普遍形成的观念。

作为家乡中学校友，参加了两次校庆，回想校庆大会主席台排座，觉得颇有些值得品味的东西。

头次是1992年的五十周年校庆。那次庆典的大会，主席台上坐的大体是三种人，一种是学校创办人沈九如先生的亲属、历任老校长和现任校长，一种是县里分管教育的领导、教育局领导及乡镇党政领导，还有一种就是历届校友代表。当时我不够资格上主席台，是坐在下面的。主席台上是否有校友中成了教授或者全国劳模的，似乎不甚突出，没给我留下明确的印象。

母校原是只有初中，后又添了高中，再后来又分成初中和高中两校。2002年10月，两校联合举办了建校六十周年庆典。我预先专门要了个车去宜兴丁山，挑了一对大花瓶做贺礼直接送到学校，具体负责校庆事务的一位副校长接待我时闲谈说道：“这回校庆主席台上排位置是个难题。”　在我听来，这似暗示我要有上不了主席台的思想准备。按照当今惯例，行政厅级以上，职称教授以上，一般要受特别抬举。我已经于1995年评上正高级职称，已具有那种惯例的资格，该属于坐主席台的上宾；只是我三个月前又已离岗退休了，自认应打点折扣，不坐主席台倒也释然。然而校庆那天，倒又出我意料，被报到名字要上主席台就座。我是作为专业上有成绩的对象。这次光临的领导，比十年前那次级别高得多，也多得多，我能上主席台，倒是确确实实感受到，校组织者眼里知识与人才的分量加重了。校庆纪念册里，逐一介绍从母校走出去而有成就的校友，排列顺序是按毕业时间，时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的潘震宙比我晚一届，就排在我后边，这里体现了平等。

我还是觉得校庆设主席台排座这种形式不可取——当然不针对母校这次校庆，而是指一种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主席台排座风气。

平时从电视或新闻图片上看到，西方国家开会，或是谁要讲话谁走上讲台，讲台上没有凳子可坐，讲完就得走下讲台；或者是像联合国安理会讨论问题那样，围成圆桌，不分主次。这就在会议这种形式上消除了等级。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实行共和，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都致力于消除封建等级观念，记得新中国建立后，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无论学校还是乡村、城市党政开大会，主席台都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执行主席即司仪，一个是轮到讲话的人。

后来不知怎的台上座位越排越多，多到满台都是　“主席”，有几十甚至上百人。台上坐几排“主席”，前与后、中与边，论资排辈，不能有半点差错；否则，总有这个心里不舒服那个不满意。坐在台上就比坐台下的高一等，前排、后排又分等，主席台成了划分级别的一种程式，强化着人们的等级意识，这难免会使人联想到水泊梁山忠义堂交椅排老几。“五四”要批判的等级观念，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