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第1/4 页)

由于假定完全理性和完美推理，普遍适用论没有认识到人类理性的稀缺总是与文化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有关，而普遍适用论者当然也没有认识到普遍适用论本身也是这种局限性的产物。普遍适用论者也许仍然相信有某种灵丹妙药能包治百病，解除人间一切苦痛。这是幻想。无论如何，这是“理性的偏见”或“理性的非理性”。人们选择非理性，是因为这种信念对个人的精神利益大于个人付出的代价，持有这种信念就有利可图。可是这种非理性的代价溢出到别人身上，就出现严重的冲突和效益问题。

现在以人权普遍适用论者为例。他持普遍论信念，觉得付出较小，而物质上或精神上的收益较大，因为（按照他的思维模式）他感到比较自然和合乎逻辑。然而，当他的普遍论信念被证明是既不自然也不合乎逻辑时，他个人就有可能要付出高的代价，因为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他显得非理性。这时他可以作出选择，保持非理性，或是改变他的观点。当他认为坚持普遍论信念有利可图时，他会坚持原信念。但是他的非理性的费用将溢出到别人身上，因为别人认为理性、历史条件和文化认知等方面的限制是必然的，这样就会造成意识形态冲突，出现危险的意识形态推销。“理性的偏见”一直存在，因为一种模式的转变是一个社会和心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抛弃原有观念比学习新观念要困难得多。

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普遍论曾受到过浪漫主义的严厉冲击。浪漫主义认为普遍论的乌托邦工程既不严谨又不值当，主张地域特殊性、自由意志、创造性和激情。浪漫主义的文化价值后来还促进了道德多元论，道德相对论，甚至是更极端的道德怀疑论和道德虚无论的发展。

普遍论或绝对论，如上一节中所述，可能会按照其自身逻辑导致国际上的独裁。它在性质上就是民族中心主义。有趣的是，约翰·罗尔斯在《万民法》一书（1999年版）中，将他的自由主义正义观从国内政治延伸到国际政治，但在国际政治中通行的却往往是现实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罗尔斯认为，将自由主义正义观延伸到国际政治中时，民主国家可以容忍别国的“得体的等级制”。但当它们侵犯人权时，就应当将它们列入“无赖国家”，“不良社会”，或“宽松的极权”。虽然罗尔斯声称这绝非民族中心主义，但他的国内自由主义就这样转变成一种现实主义，因为国际的分配将不考虑天然资源的拥有量，对外援助有一个切断点以避免“道德风险”。自由派人士觉得很难接受他所说的“得体的等级制”，非自由派人士则认为根据他想象的“原初状态”巧合而惬意地将世界以西方自由主义方式组织起来，是荒谬的。然而，普遍论在其国内和非国内运用中的所有难题都支持那种否定在中国实行西方民主制的“主体价值”论据。

竞选民主可定义为“多党参与和平等投票之下的政府要职的定期###”。###民主的程度有赖于这一定义中每一要素的具体情形，且大体上取决于特定政治文化和历史条件。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注重的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注重的是责任制和分权制衡。它包含有多党竞选这一程序因素，以及保护个人和少数群体自由行动的权利和限制国家权力等共和因素。但决策的民主性质是取决于规则和程序，而不是规则的结果（因此少数群体的权利可能得不到真正保护）。普遍论认为自由民主（“真正的民主”）囊括了竞选民主（非家长制的程序主义）、人权（主权在民和平等自由）、法治和市场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然而，如果说普遍论本身如上所述并不是真正的自明之理，那么，从美国的实践来看，被奉若神明的程序机制真的是那么灵验吗？

选举制的合法性与选举腐败（1）

现在让我比较细致地谈谈，严肃地提醒你们注意党派思想通常会带来的有害影响……各党轮番得势，党派纷争自然引起报复之心，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都发生过极其严重的暴行，这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专制。但这还会最终导致一种更正式的和持久的专制。局势的混乱和苦痛会逐渐扭曲人们的心态，让他们希望在一个人的绝对权力之中寻求安全和庇护。或早或晚，某个得势党派的首领由于比他的竞争对手更能干或更幸运而独揽大权，践踏公共自由……它总是扰乱公民委员会，削弱公共政府。它挑动人们彼此之间无端猜忌和惊恐戒备，互相倾轧钩心斗角，还不时地激起###和造反。它为外国的影响和腐败开启方便之门，使之利用党派情绪的渠道渗进政府内部。这样，一国的政策和意志就会向另一国的政策和意志低头屈服。

以上这段话并不是出自邓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