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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第一次去侯老家里的时候，他笑着对我说：“你是我最后招待的一个客人。”侯老确实老了；九十五岁高龄，医生不让他再接待陌生人，不再接受一切来访。但是说到燕京，侯老很动情：“我对于母校是很眷恋的。”

这种眷恋，是内心深处的眷恋。我在侯老家中待了一个上午，那天他兴致很高，非要带我去看燕京烈士魏士毅的碑，然后抑扬顿挫地念碑文。回到家中，侯老开始讲述他在燕京的岁月，他闭着眼睛，好让往事更加清晰，那是一段峥嵘的岁月。

我不好打断他，只好听他一路讲下来。后来，我问了他几个问题，还是闭着眼，他说，我听。后来说到院系调整，侯老说，整个过程我不太清楚，但是当时给了我一个职务，也算是荣誉：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院系调整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很多人都调走了，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什么原因，侯老没有说，我想他大概是知道的。

从侯老在燕京的经历来看，他个人的追求已经被卷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了。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个人的选择和价值显得那么渺小，以至于在回忆起来，全是时代的影子。但是，就在这样的回忆间或流露的只言片语中，还能看到一点点个人的声音：“我不愿意干这个行政工作，书呆子愿意教书。”“陈杰在1941年夏天曾经劝我和学生一样到林县北方抗日大学参加工作，我几经考虑，还是没有去。”“于是我准备到天津岳父家继续进行研究写作。”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学术有着执著追求的学者。当他被时代洪流卷入到那段峥嵘岁月的时候，他的内心之中为自己保留了一个天地。这种选择，在我听侯老给我抑扬顿挫地念魏士毅烈士纪念碑文的时候，霎时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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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江：没有毕业的恋爱分子（1）

黄宗江，1921年生于北京。在小学学习期间就曾发表独幕剧《人的心》。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时是戏剧积极分子。1938年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参与组织燕京剧社。1940年冬起，先后在上海和重庆的剧团和电影公司中任演员，曾在话剧《戏剧春秋》中成功地兼饰三个性格不同的角色。其间出版散文集《卖艺人家》。后在舰艇当水手。抗战胜利后，回到燕京大学就读。1947年创作四幕话剧《大团圆》，由上海清华影片公司改编摄制成影片。1957年与石言共同创作电影剧本《柳堡的故事》，其他剧本创作还包括《海魂》、《农奴》、《柯棣华大夫》、《秋瑾》等。1982年获邀出任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是中国影坛出任三大电影节评委的第一人。

黄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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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岁的黄宗江直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毕业的燕京人。如果燕京大学没有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消失，以燕京对于学生的宽松，或许黄宗江会在后面的岁月中补完他的学业；不过以黄宗江率性的性格来说，这个假设也许难以成立。尽管如此，燕京的校训却在他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随着岁月的增长，这个老燕京人对于燕京校训的感悟越来越深：

燕京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当时在学校里的我们并不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燕京大学虽然是一个教会大学；但是并不传教，也没有说基督教教义就是真理。学校里有一些团契活动，也从来没有举行过宗教仪式。司徒雷登在创办和执掌燕京大学的时候，是实行了他所提出的这个校训的。后来在批判燕京大学的时候，有些人说燕京校训中的“真理是资产阶级的真理，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服务是为资产阶级的服务”，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辩论。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我对这个校训的感悟越来越多：我们追求什么真理？应该追求可以得到自由的真理，当每个人都能拥有不妨碍别人的自由时，一个自由社会就来临了。我们为了什么服务，就是为了能够追求真理以服务。这么多年来，关于司徒雷登的评价在中国发生过很多变化，燕京大学也在经历了许多坎坷之后不复存在。但是这个校训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燕京人的心里。

2

1937年，南开中学被日本飞机炸毁，那里曾经是黄宗江戏剧之路的摇篮。在那一年，黄宗江跟随他的同学转到英租界的耀华中学，并且面临着毕业。1938年，黄宗江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

1937年我在耀华中学面临毕业，我本来是想到南京报考国立剧专，但是南京沦陷了，没有去成。当时的国立大学都南迁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大学可以选择，一个是辅仁，一个是燕京，都是教会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