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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基本上就是我们家的样子，我们家的环境，跟巴金在《家》中描写的环境也基本相同。那样的环境，是压抑的。当时就想离开四川，到外面去。但是因为抗战爆发，出不来。我父亲好几个兄弟，只有一个到过北京读书，我听他讲北京的生活很向往。这次跟着学校北迁，算是实现一个愿望。从四川出来，一过秦岭，心胸一下子就开朗起来了。

到了北京之后，燕园的湖光塔影以及知名教授的熏陶，让我在学业上大为长进，在学业上给了我帮助的燕园名师多不胜数，像洪业、邓之诚、翁独健、齐思和、聂崇岐、雷洁琼、严景耀、侯仁之。侯仁之先生讲课别开生面，他用卡车载着我们在北京四处走，边走边讲北京城的历史。从另一方面来说，能读到的进步书籍更多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燕大的图书馆中看到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还有一本就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在成都是看不到的，但是在燕园，这些书籍都是可以公开借阅的。翁独健教授思想很进步，我那时候经常到他的家里去，很多解放区的广播，我都是在他家听的，1947年，毛主席发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讲话，我们就是在翁独健教授的家中听的，当时翁独健教授家的客厅里坐满了我们的同学，大家听得非常兴奋。1948年春天，世界学联的代表贝克曼来到北京，就是住在燕大，因为燕大最不显眼。在陆志韦校长和翁独健等教授的安排下，贝克曼住在外国教授家里。当时燕大学生和贝克曼有过两次会谈，谈中国的形势以及对中国内战的看法，以及对于中国向何处去的主张，我都参加了。其中有一次就是在雷洁琼教授家中，但是我们的英语都是半吊子，磕磕巴巴的，雷教授、严教授还给我们做翻译。后来华北学联在燕大召开了正式欢迎贝克曼的大会，北京各个学校的学生代表都到燕大来参加，主持会议的人是华北学联的主席柯在烁，后来曾经做过香港回归的谈判代表。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丁磐石：见证成都燕大岁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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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对于我个人来说更是重要的一年，那一年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创造社和民协在燕大北迁之后的1947年合并了，称为民主青年联盟。1947年的下半年，我被发展为党员；1948年2月，我正式宣誓，成为正式党员。其实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时期，就有党员来发展我，但是我担心入党之后不能再专心做学问，没有答应。到了1947年的下半年，又有个人来找我，让我入党。当时我在认识上已经意识到入党的必要性，但是发展我的那个人当时在学生中是有名的大炮，我还担心他是不是党员，找我最要好的同学商量过。

国民党发动“八·一九”大逮捕的时期，当时燕大学生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的一共是32人，名单都在报纸上公布了。我当时是燕大学生会的常委，黑名单上没有，这让大家都很奇怪，为什么没有我？因为平时我也没少接到国民党特务的恐吓信。这里面有个原因，我一直没有说，因为在过去的时代里，说出来会有麻烦。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当时我的伯父和北京方面的国民党有些联系，我到北京的时候，伯父事先替我打了招呼。另外我祖母的姐姐的孙子是国民党军统方面的特务，当时属于戴笠方面的红人，我的舅祖父曾经和他打过招呼：“你这个表弟，你要照顾。”后来有些人看过了我的档案告诉我，当时我已经上了黑名单，但是到了我的时候，被我的那个表兄看到了，他替我说了一些话，说我还是读书的人，只是个跟着跑腿的，并不是主要的。就这样，我没有上黑名单。反倒帮助当时的同学安全地转移到解放区。当时燕大的学生到解放区要了解交通情况都是通过吴晗，那时候党要求我搞交通线的工作。哪个同学要走，都是我先通过吴晗，设计好了交通路线护送走。当时党在城内的美国新闻处还有一个点，负责人是陈鼎文，也是燕大校友。当时同学走的时候都带着口号，党员是一个口号，团员是一个口号，盟员又是一个口号。这些口号都是由陈鼎文安排好了，由我再传达给要走的同学。走的时候，到解放区的同学在夜里二三点翻过学校的围墙，按照安排好的路线安全地到达了解放区，当时走了六个人，有两个人因为生病躲在了乱草堆里。陆志韦校长得知同学们走了之后，才允许在校园外面封锁校园的国民党特务进校园搜捕。后来因为情势紧急，党组织命令我赶快撤退。我走的那天，到了翁独健家，翁先生当时正在散步，我跟他讲了我要走的事情，他说：“你要走，我赞成。走吧，大形势就是这样，应该跟着共产党走，我要不是腿脚不好我也走。”那时候我很快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