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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0月份，我接任了燕京地下党北系（原来在北京的地下党组织）的支部书记。那时候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有一次，我看到美国的坦克经过我们学校的门口，我想，日本人走了，美国人又来了，这是我们的国土啊！在这段时期，我主要的活动就是组织反美反蒋了。

1946年圣诞节的前夜，北大女同学沈崇被美国兵奸污的消息传到了燕大，抗议的海报很快就贴满了图书馆大楼，要求行动起来罢课游行。在随后的抗暴游行那天，我看到同学们都发动起来了，也加入到里面去。我当时提了一个白灰桶，拿着一把扫帚，沿街写“GO　HOME；！”（美国兵，滚回去）的标语。我的一个同学跑过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的表现不错呀！”那次游行之后，北京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一浪高过一浪。我和同宿舍的同学们也经常在一起谈论时事，不同的是，每次运动，我都会进城去召开大学工作委员会，研究运动的部署。有一次同宿舍的一个同学看到我离校进城，问我干吗去了，我跟他说：“回家看老婆了。”他不知道我这是因为组织的纪律，还埋怨我光说不练，我只能冲他笑笑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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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1947年5月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一开始是从抢救教育危机，各大学要求公费改善待遇开始的。最先把饥饿与内战联系起来的是清华大学。张大中虽然人在燕京，但是在这次运动中却起了关键的作用。

当时清华围绕着饥饿和内战的问题展开过很多讨论，讨论的内容都在壁报上登出来，讨论之后大家得出结论：“饥饿的原因在于内战”。但是在怎么提出口号的问题上，有的认为应该把“反内战”放在前面，有的认为应该把“反饥饿”放在前面。当时在清华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同学是从燕京转过去的，他跟我讲了这个情况，我跟他说了我的意见：应该把“反饥饿”放在前面，因为饥饿是人们的切身感受。5月15号，清华学生代表大会经过激烈的讨论，终于确定了正式的口号是“反饥饿反内战”。燕京大学是在5月18号谈论这个问题的，当时在大礼堂，一个有国民党军统背景的学生说：“从老百姓立场看，一个巴掌拍不响，内战是国共双方打起来的，应该要求双方下令停战。”这个说法让很多人一下觉得很合理。我和其他地下党的负责人小声商量了一下，几个人轮番发言批驳了那个人的说法。那人还想说话，引起全场同学一片“嘘”声。这时，大会主席提出表决，通过了罢课并和其他大学一致行动的决议。5月18日国民党出动军警在西单、北池子镇压反饥饿反内战宣传队，一下子把同学们激怒了，反蒋的情绪更高了。5月20日大游行那天，我为了了解情况，骑着自行车在清华和燕京的队伍中穿行，随时和大游行主席团的同学保持着联系。大队行进到天安门的时候，探路的纠察队员传来西单一带有特务的消息，我赶忙跑到大队最前面去看情况。当时还有一张照片留了下来。这次运动过后，我去和刘仁汇报，刘仁跟我说：“有的同志看到你参加游行了，好啊！只要群众起来了，就什么也不怕了。”

张大中：燕大思想改造运动中批判陆志韦是粗暴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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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随着工作的调整，张大中离开了燕京，他再次回到燕京是在1951年，作为改造燕京的工作队的负责人。关于燕京以及各大学在那一年发生的“思想改造运动”，现在仍少有人提及。在燕京，很多人跟我说起那个时期，这一次，我终于听到了这个事件的核心人物的讲述。

我第三次进燕京就是改造燕京了。当时中央有个文件部署在全国各高等学校进行思想教育运动，中心是宣扬“马列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这个运动当时有一个统一的步骤，全国的大学都搞。不过那时候并不叫“思想改造运动”，这个名字是后来被定义的。当时这个运动叫“思想教育运动”，我到燕京去是市委和团中央委派的。他们当时直接指挥工作队。那时候，我才三十岁。

1951年底到1952年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我带着工作队进入燕京搞思想教育运动，中心题目是搞“爱国主义教育”。针对当时学校里“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我们就针锋相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