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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过程中，我懂得了建设性批评和恶意批评的差别。我决心尽可能多做建设性批评，在我当联邦调查局监察处处长的六年时间里，我努力在胡佛的严格要求和我眼中的联邦调查局及其成员的最大利益之间谋求平衡。

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可以永远不犯错误，联邦调查局也不例外。胡佛知道这一点，要求所有错误都必须公开，所有责任都必须有人承担。当监察员检查到错误时，他们几乎总是通过批评信的方式监督当事人改正错误，并提请注意相应的纪律条令。分局的特工抱怨总是被“找茬”，还指出监察员和其助手必须完成一定量的批评信“配额”。无论监察处处长是多么的努力做到公平或具有同情心，他还是要受到此类批评的攻击。

虽然特工们的反应可以理解，但他们的抱怨常常是没有根据的。首先，胡佛不会接受一项检查报告称某个分局或总部的某个部门处于理想状态。我若是递呈这样一份报告，那它肯定是不正确的，胡佛会立即将我免职。另外，倘若监察员肯定地说在数百份案例中完全没有发现任何错误，我也不会相信。考虑到规章制度的严密性，在调查各种复杂案件过程中肯定会有不同程度的错误发生。

多数监察员在遇上一些足以让胡佛恼怒或会导致处罚的小错误时都采取了私下纠正的方式，他们会尽量让特工收到的批评信平均一些。相当严重的事件则必须向胡佛汇报，以满足他捍卫纪律的愿望。可呈交给胡佛的处罚建议一定要谨慎措辞、合理评价，因为胡佛或托尔森有时会不顾监察员的建议而加重处罚。如果我们在处罚上有什么倾向的话，那一定是倾向于从宽处理。但我从不让局长感到监察处“心慈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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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肯尼迪内阁较量（4）

我掌握了如何赢得胡佛的认可的要点：使观点简明扼要。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坚持使每一份为局长准备的文件都简洁明了、直切主题。我努力修饰和完善自己起草的备忘录，这得到了上级的赏识。在担任掌握着特工命运的监察处处长时，我起草的每一份处罚建议都坚持有理有据，并注意避免使用会激怒胡佛的语言。多年写文件给胡佛看的经历使我学会了像他一样去看和听，以及像他一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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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的执行人（1）

作为监察处处长，我下定决心，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打破常规。因为就我记忆所及，纽约分局——联邦调查局最大的分局——历年都是第一个接受检查的。而我的要求是务求公正，对其他分局而言，他们无法像纽约分局一样可以预见到何时会受到检查，无疑是有失公平的。胡佛希望监察员考察的是分局平时的工作情况。因而在1965年1月，让纽约分局意外的是，我并没有在该局出现（私下将该年春季检查日程做了调整），而是派人登门造访了一些备感讶异的较小分局。（七年后，代理局长帕特里克·格雷将这种突然因素排除在这些检查之外，命令必须提前两周通知各分局。这也许会营造一种较为宽松的气氛，却无助于提高紧张有序的办事效率。）

在按计划行动之前，我要求晋见局长以取得批准。我当时没有吐露见面的意图，为得是减少有人向纽约分局走漏消息的机会。“胡佛先生，”我说道，“您告诉我在检查纽约分局前要找我谈谈的。我打算4月4日星期天带上所有人赶到那儿，星期一上午开始检查。”

胡佛不动声色地看着我：“不错，费尔特。我在想你什么时候出发呢。”

“那就是我为什么不想再等的原因。我已结束了两个中等分局的检查工作，我想下一个就是纽约分局。”

胡佛笑了，似乎明白了为什么我会将检查纽约分局的工作推后。“我相信我还从来没有一个真正要与纽约较真的监察处处长呢。那帮人不错，但有的时候，对于我们告诉他们的东西，我相信他们并不觉得有放在心上的必要。”

他好像准备结束谈话，但我得为另外一件有违旧规的事儿征得他的同意。“胡佛先生，”我说，“我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如果您认为可以的话，我想将呆在纽约的时间从以往的四周减为三周。”

他皱了皱眉头。“行，但不要减得太多。如果需要多呆阵子，你尽可视情况而定。”

“是，先生。”我说道，他也起身站了起来。“关于纽约分局的检查报告，我相信您得到的会与以往的一样好，甚至更好。”

他点点头，转身回到桌前开始工作。我走出他的办公室，揣摩着他刚才说的话，随即知道了他的真实想法。在局里，我们称之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