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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被起诉”。其他一些批评者认为胡佛的言论有事先引起公众偏见之嫌，侵犯了贝里根兄弟的宪法权利。

由于对这种批评过于敏感而一时适应不过来，联邦调查局的反应有些惊惶失措。贝里根兄弟的背景材料来源于国内情报处，但它的负责人威廉·沙利文很快便推卸了责任。他坚持说尽管他将这些情报交给了胡佛，但他曾警告不要采用。胡佛的反应是要让该案有一个很快的结论。

1971年1月12日，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宣称，针对菲利普·贝里根和其他五名嫌犯阴谋绑架亨利·基辛格和炸毁华盛顿联邦大楼供热设施的控告，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联邦大陪审团已予以驳回。

审判于1972年2月21日开始，法庭内是被告装模作样地为自己辩护，法庭外是他们的支持者们示威游行。1972年4月5日，疲惫不堪的陪审团根据在宾夕法尼亚州路易斯堡联邦监狱发现的四封走私违禁品的信件，认定贝里根和伊丽莎白·麦卡利斯特修女有罪，但不足以裁定其阴谋绑架基辛格、炸毁供热管道和袭击征兵局办事处的控告罪名成立。被告及其辩护律师肯斯特勒、列奥那德·布丹和拉姆齐·克拉克都为此而欢呼雀跃，特别是当司法部决定不再重审该案时更是得意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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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激进分子的进攻（2）

贝里根的胜利鼓舞了左翼极端分子，他们决心以更具破坏力的方式来打击联邦调查局。对此我只是间接地受到了些影响。预料到贝里根的支持者会对联邦调查局发动攻击，胡佛就给我指派了任务，负责联邦调查局常驻机构的安全。

1971年3月9日，星期三，我在纽约对该分局进行例行检查。那天早晨我正准备刮脸，电话铃响了起来。这是纽约分局夜班主管的电话。

“局里让你尽快回电话，”他说道，“他们要你用密线联系。”

“他们究竟要知道什么？”

“我不知道，”那端的回答早在意料之中，“他们没有说。”他们从来不会说的。我穿好衣服，冲到办公室，抓起了电话，时间是七点三十分。局总机将我的电话转给监察处的爱德华·S。米勒，他是我的高级助理。他告诉我，一伙窃贼夜里闯进了靠近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州米堤亚镇联邦调查局常驻机构。

“他们显然拿走了许多‘期刊’。”米勒说道，“期刊”一词是联邦调查局的内部术语，指的是档案文件。突袭者用铁棍撬开了每个文件柜的锁，拿走了数以百计的文件，其中有许多与海外情报有关。一个自称“调查联邦调查局公民委员会”的组织给一家地方报纸打过电话，声称对这起盗窃案负责。

不到三十分钟，我已坐在前往费城的地铁班车上了。午夜突袭是未曾料到的。全国各地的征兵局已经被反战分子洗劫。贝里根兄弟有一次曾将动物血倾倒在档案上。有个突袭团伙还企图盗窃长岛巴比伦的联邦调查局常驻机构，但未能突破石墙。窃贼便将公共走道弄得乱七八糟。

当时，胡佛给我指派任务，要求确定需采取哪些预防措施来充分保证联邦调查局敏感资料的安全。我发现只有少数几个常驻机构设在有二十四小时警卫的联邦大楼内，这些办事处有些具有安全可靠的保管库。但是，大多数办事处都设在商务办公区，保护措施不力。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为每个办事处配备档案柜，这种档案柜要像保险箱一样坚固并配装密码锁。一个安全可靠的防盗保险柜所需费用略低于一千美元，五百三十六个常驻机构之中有四百七十五个需要一个或多个保险柜。

问题是联邦调查局没有五十万美元可以花在这么多的保险柜上。在我看来，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对激进分子活动猖獗的大专院校附近的关键机构加强保护。因此，对于米堤亚盗窃案，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在大脑中搜索：当时在挑选安放新式保险柜的关键机构时，米堤亚有没有被选中呢？当爱德华·米勒提醒我确实选过时，我便长舒了一口气。

在费城分局，有人给我传话，说是胡佛要尽快与我谈谈。我打去电话，他告诉我一支实验室和指纹专家分遣队已从华盛顿出发，前来协助调查。他指示我要对这起安全事故进行深入调查，我向他保证他在次日早晨上班时就会看到备忘录。我赶到米堤亚办事处时，专家们正查找线索以锁定窃贼。可是我想看的却是保险柜，那种花钱所能买到的最大型号的双门、防盗、防火保险柜，它现在毫发无损立在办公室中央。

盗贼们甚至试都没试过要去撬开这个大家伙。我猜他们离开时在想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