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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马上调查，一小时内给你回电话。”我告诉希格比。

“多谢，”他说，“我们希望联邦调查局在这件事情上能全力以赴。有人想为难总统。”

洛杉矶分局通知我，这起案件按例正由长滩警方展开调查，他们相信是一帮青少年所为。那间医师办公室数周前就被盗窃过，有少量财物被偷走。在这两起案件中，窃贼都是通过拉门进入的，这个拉门的一个挂钩坏了，而当地类似的入室行窃案件也正处于调查之中。总统的病历档案撒落在地板上，但没有迹象表明它被翻动或拍照过。

我将该信息转告了哈格比，并告诉他联邦调查局无权介入此案。他立即变得言辞激烈起来，咄咄逼人地要求联邦调查局“就此案发布新闻”。我说道：“哈格比先生，联邦调查局没有理由插手此案，此外，除非逮捕行动是由联邦调查局执行的，否则联邦调查局也无权发布新闻。”哈格比仍争辩说必须发布新闻。我对他只做了一项保证，那就是随时告知案件的进展情况。但哈格比没容我与他联系。他频频给我打电话，在后来的十天里，他至少给我打了十五个电话。我的答复总是“没有”。我奇怪白宫为什么对发布新闻如此感兴趣。当我得知“水管工”曾闯入一位精神病医师的办公室后，答案就出来了，这位医师曾给泄露五角大楼文件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治疗过。我怀疑白宫有人知道拍摄埃尔斯伯格精神病历的勾当注定会败露，而如此煞费苦心，就是想表明尼克松总统也是此类伎俩的受害者。

对于联邦调查局所受的这些政治侵扰，格雷没有做出任何抵制的姿态。到了1972的秋天，联邦调查局总部里的人对这位代理局长普遍有了如梦初醒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正波及到各地方分局。格雷曾赶到各个地方分局，进行事先准备好的千篇一律的演说，讲着特工们最想听的话，一度深得特工们的拥护。尽管如此，作为其“开窗”政策的一部分，格雷将敏感的人事问题在媒体上广为传播，这让特工们极为不满。他们难以信任格雷抱成一团的私人班子，因为这些人的主要目的是为格雷谋取利益，而决不计较因此将会让联邦调查局付出多大代价。

1972年11月20日，格雷因在新伦敦市劳伦斯纪念医院就医接受腹部手术，直到第二年1月2日才返回华盛顿。他指示我在此期间，所有报告和往来书信由我签署。因为他向来很少呆在华盛顿，所以对于我本来就已紧张忙碌的工作节奏而言，其延长不在位时间并不会造成多大影响。

格雷休完病假回来后，我们进行了一次密谈。他告诉我白宫又遇到了麻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所在地华盛顿水门大厦被人莫名其妙地闯入，在针对此案展开的调查过程中有人泄露了消息，给白宫招惹了麻烦。格雷吐露，嫌疑泄密者就是马克·费尔特。

水门事件（1）

水门事件所蕴含的风险如何夸大也不为过。我们所面对的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盗窃案，而是对政府体制的侵犯，对联邦调查局诚信的攻击，以及为了防止我们揭开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丑闻而施加的强大的压力。从一开始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些高级行政官员身陷其中，并不惜一切代价试图破坏我们的调查。而白宫的幕僚，无论级别高低，或是推托回避，或是横加阻挠。他们利用司法部和中央情报局来为他们提供掩护，对于我们所已经获取到的信息，则由联邦调查局局长向他们通风报信，并试图限制我们的调查。

由于帕特·格雷常常不在华盛顿，我承担了对水门事件进行日常跟踪调查的全部责任，因此应由我，而且也只应由我来承担与之相关的所有毁誉。我很快地就发现，联邦调查局对于一位现任总统所能施加的压力是多么微不足道。与白宫的这番较量，使我回想起了在堪萨斯城追捕黑手党，而黑帮分子又拒绝对话时的情景。一位供职于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分局办公室的探员也对此感到极为恼火，认为这一调查就像是“从黑豹党获取信息一样”。司法部刑事司的亨利·彼得森曾这样评论白宫幕僚说，“没有一个人听起来像是无辜的”，而很多人的确是有问题的。每个人似乎都有什么东西要加以掩盖，几乎所有人也都是这样做的。不仅白宫幕僚如此，就连“尼克松竞选连任总统委员会”亦复如是。

正如尼克松的录音磁带所证实的那样，总统的亲信用尽了一切手段来对付我们的调查。当白宫办公厅主任鲍勃·霍尔德曼抱怨联邦调查局“失控”之际——因联邦调查局过于积极地要查清本案的事实情况——这一点便立刻得到了证明。我无法用言语表达这一情况有多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