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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生平的数据，以及任何有助于联邦调查局与国会保持联系的信息，其内容包括联邦调查局与特定议员交往的短暂记录，也包括在未来需要避免的问题。除非某位议员被指控违反了联邦法律，或是将被提名担任联邦政府高级职务，否则联邦调查局不会也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位议员、议员候选人或者州长进行过调查。然而，格雷却告诉欧文说，他已经要求联邦调查局不得再保有这些数据卡片。

随后，欧文又问及发生在1972年9月的一次事件，当时联邦调查局奉白宫之命，负责对犯罪司法信息加以整理，以便为白宫的政治目的服务。格雷回答说，那时他本人并不在华府，但是他曾警告有关负责的人员不要答应白宫的要求。他的这一回答令我们这些探员深感惊奇，因为我们从不知道格雷曾经为此事“警告过”我们。

欧文下一个问题的矛头指向了唐纳德·塞格雷蒂，那个愚蠢的、专门玩弄竞选肮脏把戏的专家。欧文指出，曾有报纸文章指出，塞格雷蒂曾经接受过联邦调查局的两次质询，但是事后他却看到了有关质询的文字记录。对此，格雷描述了他是如何根据约翰·迪安的要求，下令准备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总结的情况。由于他有责任让司法部长对此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因此他将这份总结送交司法部，尽管他知道这份总结最终将会被送往白宫。事情仅此而已。但是就像许多缺乏经验的证人一样，格雷对此事的解释无法就此止步，他只能进一步加以详细说明。

在风暴中挣扎（3）

“不久，”格雷继续说道，“迪安先生想要查看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报告，于是我便将总结报告交给了他。”格雷的这种做法就好比是将狐狸放进了鸡窝里。尽管随后格雷又补充说，迪安向他承诺，不会让塞格雷蒂看到这些报告，但是他的上述表白已经对他造成了伤害：格雷居然允许正在接受联邦调查局调查的人查看对他的调查报告。

此后，听证会上的形势对帕特·格雷越来越不利。在随后的作证过程中，他闪烁其辞，试图回避民主党议员所提出的问题。当参议员约翰·滕尼问道：“在全国范围联邦调查局针对多少人设立了档案？”很显然，滕尼问的是有多少份调查档案，但是格雷却滔滔不绝地对指纹记录等等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最后记录下来的内容竟然长达25页之多。

而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的提问则可谓是一针见血：“本周出版的《时代》周刊有一篇文章指出，有人对新闻记者进行窃听，据说这一切是根据白宫发布的指令，并得到了司法部的授权，而窃听装置则是由联邦调查局安装的。你对这一指责做何回答？”

格雷开始变得局促不安起来：“我要说的是，首先，对于窃听这一普遍问题……”

肯尼迪打断了他的话，说：“不，我说的只是这一个具体问题。你将如何做出明确回应？”

“对此我能如何回答呢？当我看到这篇文章之后，我查阅了联邦调查局的有关记录和索引，同时我还被告知，司法部也已查对了‘内部收入司’的记录……但是却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有人曾对新闻记者和白宫工作人员进行窃听。”

格雷已经预料到将会有参议员问起这个问题，而他则业已想出了一个在技术上绝对正确但却富有误导性的答案。对于所谓的基辛格电话窃听案，在联邦调查局的确找不到任何官方的记录，其原因在于副局长沙利文将相关的记录都扣留了下来，归入了其个人保管的档案，其中包括工作日志以及由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签发的授权信。后来，沙利文又秘密地将这些记录交给了助理司法部长马迪安，并由他最后转交给了白宫。因此，在联邦调查局档案中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基辛格窃听案的存在。尽管格雷与该案的确毫不相干，但是他也曾经被非正式地告知此事。如果他直言不讳地说明这一点，那么他本可以万事大吉。然而，作为尼克松总统在联邦调查局的亲信，出于政治上的忠诚，格雷却转弯抹角地试图对此事加以掩盖，而面对肯尼迪参议员毫不留情的诘问，他使自己陷入了越来越困难的处境之中。

格雷没有想到会遭到这种盘诘，事实上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打击，而当肯尼迪参议员将质询的炮火指向联邦调查局对水门调查的处理时，形势变得对格雷更加不利。也许，如果他能在联邦调查局办公室多呆一些时间的话，他就能够避免犯一些明显的错误，并为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做出有力的辩护。然而，由于他对此只有一些零星的了解，因此一再犯下大错——而肯尼迪则毫不费力地将他的质询范围不断扩大。针对肯尼迪所提出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