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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探员很多甚至来自千里之外的佛罗里达，还有些探员来自里士满、巴尔的摩、纽黑文、波士顿和华盛顿特区。纽约分局的探员包租了三辆大巴，凌晨三点便启程赶来华府。这一切太令人感动了。

法庭的审讯程序十分简短，我们均辩称自己无罪，而法官则宣布我们可申请保释，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保证随传随到。随后却出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法官说道：“现在，你们将被移送联邦法院执行官以履行有关程序。”

我知道这句话意味着：我们将被带到联邦法院执行官办公室录取指纹并被拍照。这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因为我们三人的指纹和照片在联邦调查局有存档。许多水门事件的涉案嫌疑人在接受传讯时也没有遭遇这种侮辱，但是我们却被要求这样做。毫无疑问，司法部借此来羞辱我们。

站在指纹与照相室的栅栏门里，我看到妻子两眼含泪在外等待，我心中怒火更盛。但是我知道那位副执行官只不过是在履行它的职责。我尽管愤怒，但没有丧失理智。

按照顺序，第一个录取指纹的是格雷，然后轮到我。当他站在我身旁的洗手池边试图洗去手指上的墨迹时，我问：“帕特，你为国家工作

了多少年？”

“二十六年。二十年在海军服役，六年在政府工作。”他答道。

“这就是你的国家对你的回报。”

格雷没有说话，但是我知道，格雷和我，还有正在旁边等着录取指纹的米勒，都深感气愤和失望。

在法庭上，我们必须与头发稀疏的检察官约翰·尼尔德斯——一个深受水门事件鼓舞的“十字军战士”——展开激烈交锋。如果说我们联邦调查局针对国内恐怖主义组织发动了一场不受任何限制的战争，那么尼尔德斯则不受限制地试图对政府官员滥用权力——无论是真的如此，还是只是主观臆断——进行指控。而当庭法官威廉·布莱恩特和纽约市大陪审团则是尼尔德斯的忠实听众

①　布莱恩特和十二名陪审团成员中的十一人都是非洲裔美国人。“反恐”在今天已不是一个被曲解的问题，但在当时，起诉费尔特等人的检察官在时代背景下摆出了民权卫士的姿态。——原版编者按

。检察官将WUO称为一个激进组织，并将其成员视为政治异见者，而非危险的恐怖主义分子。他引用了1972年的一个案例，即“美国诉美国地方法院”案。对于该案，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了如下裁决：政府需要拥有合理可信的理由，才能对一个完全属于国内危险组织的成员进行电子监控。

尼尔德斯提醒法庭，我们之所以遭到指控，并不是因为我们侵犯了这些危险分子本身的公民权，而是因为我们侵犯了WUO成员家人和亲友的权利。布莱恩特法官拒绝了我们提出的解除指控的动议，表明他已经接受了尼尔德斯的观点。“假设我有三个孩子，而我们又处于一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之中……我的孩子离我而去并加入了一个激进组织，”他说道，“那么你们会不会就要告诉我，你们有权偷偷进入我的家里并搜查我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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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罪”（4）

在进行自我辩护时，我们争辩说，WUO的积极分子远非政治激进分子。我们指出WUO与国外势力有着的密切联系，阐明我们所实施的暗中潜入行动属于国家安全行为

②　自费尔特案以来，美国高等法院已经批准两起未遵守宪法第四修正案原则、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的无证入室搜查案例。2001年“9·11”事件后通过的《爱国法案》也允许无证入室搜查，只要目的是搜集情报。今天，如果一名特工在布鲁克林实施无证搜查一名“基地组织”支持者住所的行动，联邦法院不会判为非法。

。但是当我们提议，由联邦调查局出具有关的档案材料来证明我们所言非虚之后，那些被当庭出示的文件却遭到了严重的涂改，以至于根本无法辨认。而其他数百份文件则被判定为过于敏感，因此无法在法庭公开出示。

检察官还从另一个角度对我们提出指控。他们辩称，在没有获得搜查许可的情况下，即便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也只有总统和司法部长才有权批准搜查。尽管他们举出的有关例证根本站不住脚，但是布莱恩特还是向法庭提了出来。为此，法庭传唤了五位前司法部长——包括约翰·米切尔和理查德·克兰丁斯特——出庭作证，希望他们能够证明他们从未批准过实施暗中潜入行动。但是我估计他们是想帮助我们。在交互问答中，我们的辩护律师布莱恩·格廷斯询问五位前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