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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却又不做出避免战争的裁决，反而不顾日本国内外对东条英机的强烈谴贵，坚持任命东条组阁，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事件发生后的12月21日，天皇在东京召集御前会议，讨论制订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公开打起“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企图实现其霸占世界的野心。

◆　为何不追究天皇的罪责

虽然日本天皇对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战后对如何处置天皇，作为盟国中头号强国的美国却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思索过程。

早在战争还未结束之时，美国国内在研究如何处理日本天皇的问题上，就出现了很大的意见分歧。以罗斯福为代表的“进步派”认为，只有取消天皇制，才能彻底消灭日本军国主义；而“日本派”则认为，逼迫日本投降，并不意味非要铲除皇室不可，保留天皇制有利于统治日本，日本人“狂热”地拥戴天皇，如果外来势力废除天皇制，将“带来严重后果”，即盟国“为防止日本复活天皇制”，则需要“无限期地占领日本”。两种意见相持不下。

1945年4月，罗斯福病逝后，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随着共同的敌人行将覆灭，反法西斯同盟主要盟国开始更多地考虑本国在战后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杜鲁门逐渐认识到，苏联是其称霸的障碍而不是合作的对象，遂一改罗斯福生前与苏联协调和合作的做法，开始对苏采取冷淡和强硬的态度。奉行“温和”对日政策的“日本派”因而得势，经过反复权衡，美国政府最终接受了日本以保存天皇制作为实行“无条件投降”的条件。

11．遗　憾（4）

1945年8月11日，美国国务卿向日本转递美国的复照：《波茨坦公告》“不包括任何有损于陛下作为最高统治者之特权的要求”，但“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于盟国最高司令官”。“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达之意志确定之”。13日凌晨，日本驻瑞典公使冈本发回报告，透露美英经与苏联交涉折冲，实际上已接受日方关于保留天皇制度的条件。天皇据此判断“关于国体问题，……对方具有相当之善意”，最终做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断，并颁布了“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的《终战诏书》。继天皇“玉音广播”诏书后，铃木内阁也发布告示，强调“今国民所应一致努力者在于维护国体”。

由此可见，日本最后宣布投降，是由于美国基本上满足了日本的要求，也部分实现了美国的“初衷”。就这样，日本天皇制被保留下来，天皇依旧作为“日本国及国民统合的象征”，使日本民族自古积淀的天皇崇拜思想没能得到彻底改造。而这种思想，是一种类似于宗教感召的观念意识，它比一般的政治学说具有更大的煽动性和迷惑力，对日本民族性格的形成和日本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为了适应政府和军部对外战争的需要，日本逐步确立起军国主义教育体制，向日本民众全面灌输“天皇至上”的思想，培育起了具有愚忠心理的“忠臣良民”。这种天皇崇拜思想和军国主义教育，曾驱使日本民众狂热地盲从和协助政府进行侵略战争。因此，保留天皇制为日本推卸战争责任埋下口实，成为其“彻底反省”的障碍。

不仅如此，在战后初期，美国从它的远东综合战略出发，再次偏袒了天皇裕仁和日本。

日本投降后，美国独占了日本。随即，由参加对日作战的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军国主义主要战犯东条英机等28人进行了审判。而且当时参战各盟国也强烈要求公审天皇裕仁，各国政府，如苏联、中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都已将裕仁列为战犯。美国国内意见不一，有人强烈主张把裕仁押上国际法庭；也有人主张勒令这个发动战争的皇帝退位，由当时12岁的皇太子明仁登基继位，并由裕仁的弟弟高松亲王摄政；还有人主张建立君主宪政，进行民主改革，实行共和等等。就连日本国内，从战争末期到投降时，政府和重臣也普遍认为天皇应负战争责任。

一时间，处决天皇裕仁的舆论沸沸扬扬，天皇陛下或许要被处死的风声甚至都流传到了日本偏远的农村。天皇裕仁也深知自己罪大恶极，表示一旦得到逮捕的通知，他将考虑自杀。

但处置日本战犯的问题，舆论归舆论，真正的生杀大权当时尚独揽在驻日盟军最高统帅———美国人麦克阿瑟手里。

麦克阿瑟到东京后不久，他的一些副手就向他建议：立即把裕仁传到司令部来训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