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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雄伟的贵族与邸及高楼大厦，内部处处富丽堂宣，陈设精美华丽，构成了一个“场地”。还未出生便已富有的幸运的主人，自由自在地活动其中，从不受到任何冒犯；惯于从来无需降低身分去计算日常生活细小开支，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可以早早地接受高等教育。总之，贵族的传统习惯所赋予他的社会力量，他的对手即使通过学习、再加上坚韧的毅力和志向也很难与之抗衡。一个从童年起即拥有这等特权的人，一切都应该使他的心灵变得高尚，给他深深打上高度自尊的烙印，最起码的功效也应该是具有与其高贵姓氏相称的高尚心灵。从某几个家族来说，确实如此。在圣日耳曼区，这里那里，也会遇到行为高尚的人。

但这只是些例外，从反面证明了普遍的情形是自私自利。正是这普遍的自私自利，导致了这个特殊阶层的失势。法国贵族获得上述那些优势，正象一切贵族的精华都获得了这些优势一样。只要他们将其存在建立在自己的“领域”之内，各国的上层就会产生贵族的精华。无论是在地产领域也好；还是金钱领域也好，都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唯一坚实基础。然而，只有在民众同意给他们这些优势的条件下，只有在他们自己能保持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各式贵族才能保住这些优势。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世袭领地，其“隶属权”属于领主。这里所说的领主，今天自然就是民众。

时代不同了，武器也不同。过去一个方旗骑上，穿上锁子甲、长矛挥舞得好、出示长矛上的三角旗就行了；今天一个方旗骑士则需要表现出智慧。过去只需要胆量的地方，今天则需要肥硕的大脑。艺术、科学和金钱形成了社会三角，权力的盾形纹章就镶嵌在这个三角之中，现代的贵族也必须从这里产生。一个重要的定理与一个高贵的姓氏县有同等的价值。罗特希尔德家族，这当代的富盖家族（两者都是有名的银行家），事实上是王子。

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事实上是一个寡头，他代表着整个世纪，而且几乎总是成为法律。因此，能言善辩，作家的绞尽脑汁，诗人的天才，商人的韧性，将多种光彩夺目的优点集中于一身的政治家的坚强意志，将军的利刃，这些可以单枪匹马征服整个社会并强加于社会的本领，当今的贵族应当集所有这一切之大成，努力援为己有，正如往昔贵族阶级垄断了物质力量一样。为了保持一国之首的地位，难道不需要一贯称职地领导国家，成为国家的灵魂和精神，才能使国家听从指挥么？没有发号施令的本领，怎么能牵着平民的鼻子走呢？不具备手执权杖的军事家固有的力量，元帅的权杖又有什么用呢？

圣日耳曼区曾经玩弄权杖，以为那就是全部权势。它完全颠倒了主宰其生存的句子词序。它本来应该将刺激平民的贵族家徽扔掉而悄悄地保留权势，结果却让资产阶级抓住了权势，自己死死抓住贵族家徽不放，而且总是将自身居于数量劣势而不得不服从的必然规律忘在脑后。人数勉强占社会千分之一的贵族阶级，当今也好，往昔也好，都应该大量增加其行动手段，以便在出现重大危机时，能够以同等的力量与民众相抗衡。在当代，行动手段应该是真正的力量，而不是历史的回忆。

不幸的是，法国的贵族依然沉醉在已经烟消云散的往日权势之中，死死抱住那种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态度。其实用这种态度它很难自卫。也许这是整个民族的缺陷。法国人从不向下看，总是从自己所处的地位向更高的程度前进：他自己不断上升，却难得可怜不及于他的不幸的人，总是抱怨在他之上还有那么多幸运儿。这一点，法国人比任何其他民族尤甚。虽然他也很有感情，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宁愿听从理智。这种民族的本性使法国人总是向前迈进，这种虚荣心也渐渐损害了他们的前程，但却绝对地支配着他们，正如节约的原则支配着荷兰人一样。这一本性统治贵族阶级已达三百年，从这一点来说，法国的贵族阶级是地地道道法国式的。

圣日耳曼区的人，一向以其物质方面的优势推断自己在智力方面亦占优势。法国的一切都使他们对此坚信不疑，因为建立圣日耳曼区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