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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北上（1）
１０月２５日，冯玉祥等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在孙中山、段祺瑞未到之前，由黄郛组织摄政内阁，行使大总统职权。１０月２７日，孙中山分别电复冯玉祥、段祺瑞，答应立即北上。给冯玉祥的复电称：“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给段祺瑞的复电谓：“公老成谋国，定有远谋，文拟即日北上，晤商一切。”从这两封电报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孙中山还没有认识到皖奉军阀的本质，对于第二次直奉战后的北方形势过于乐观。因此，１１月８日，他对日本记者说道：“余与张、段间之意见，现已大致相同，余当与段、张提携，解决国是。”孙中山自己认为，他和段、张之间的主张，“现已大致相同”，其实是南辕北辙，相去甚远。 孙中山之所以应邀北上，其主要目的是谋求国家的和平统一。这是孙中山一生追求的崇高目标。他认为此时“是十三年以来一个最难得的机会”，他决定抓住不放。因此，毅然决然地“单骑到北京，就是以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 １１月１日，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再次电请孙中山早日入京。４日，孙中山分别复电冯玉祥、张作霖等，数日后即轻装北上。同日，冯玉祥特派代表马伯援赴粤迎接孙中山。 １１月１０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立场，提出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召开国民会议的政治主张。认为实现国民革命的关键在于人民掌握武器，提出“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认为国民革命“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因此，要“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及特权”；要“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必须说明的是，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２３年６月提出的。孙中山接受了这个政治口号。他在北上的途中，不断地宣传他在《北上宣言》里的政治主张。１１月２５日，他在日本神户出席东京、大阪、神户各埠国民党人联合举行的欢迎会，并发表演说。表示希望中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不过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① 这一切，都说明孙中山的北上，是具有坚定而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立场的。 而与此相反，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欢迎孙中山北上，是在做表面文章，是在欺骗舆论。他们一方面做出欢迎孙中山北上的虚假姿态，另一方面却在紧锣密鼓地召开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等北方军阀的最高级会议，准备在孙中山到京之前，把全国军政最高权力首先抓到手里，把孙中山排斥在国家政权之外。 因此，在孙中山于１１月１０日发表《北上宣言》的同时，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就已经在天津召开了天津会议。在会上，段祺瑞假惺惺地表示，非俟中山北上不商建国大政。他对联军统帅及国民军元帅均不便就职，非受全国拥戴不受任何名义。明眼人不难看出，这只是封建军阀惯用的欺骗人民的伎俩而已。 果然，１１月１５日，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通电推戴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略称：“国是未定，中枢无主，合肥段公，耆勋硕望，国人拥戴，业经一致认同。”“当此改革绝续之交，非暂定一总揽权责之名称，不足以支变局，拟即推合肥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即日出山，以济艰危而资统率。” １１月１９日，新疆、江苏、陕西、山西四督理、热察绥三都统等，均复电拥段为临时执政。同日，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刘镇华、杜锡珪、周荫人、蔡成勋、王普、李炳之再次联名电请段祺瑞早日出山，解决国是。这是西北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封疆大吏再次公开表态，催促段祺瑞尽快出山。 过了两天，１１月２１日，这位声称“非俟中山北上不商建国大政”的段祺瑞通电，准于２４日就临时执政，组织临时政府，期于一个月内召集各省代表善后会议，再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解决一切根本问题。这个善后会议，是段祺瑞等军阀的一个发明，用它来抵制孙中山提出的国民会议。第二天，段祺瑞入京。２３日，黄郛摄阁通电总辞职。 ２４日，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就职宣言称：“誓当巩固共和，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