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1/4 页)

别是农村百姓，不能随便离开所在地，如果到外地去必须经过批准才是合法的，否则就可能被政府视为“非法”。

因为这个政策当时被宣传得相当严厉，所以儿子还没有满月，王凤珠就抱着孩子去找大舅了，一来是为了上户口，二来是让他起名字。

大舅感念自己的艰辛、感念这么多年来中国人在战乱和灾难中颠沛流离的命运，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外甥能够顺顺当当，能够有福有禄。他给外甥起了一个非常传统而功利的名字——忠福——忠于国家、忠于党、忠于朋友，而且有福有禄。

1954年，中国农村地区的合作社数量不断增加，入社的人口也不断扩张。这时候楼茂春夫妇的“合作社”，也因为楼忠福这位“新社员”的诞生而“扩张了规模”。为了生计，楼忠福的母亲还没有坐完中国女人传统的月子，就开始为丈夫拉起风箱了。

幼小的楼忠福，多数时候被放在打铁铺里面的卧室睡觉和玩耍，风箱的节拍、铁锤的声音和飞溅的火星代替了儿歌和玩具。这算很幸运的了，在当时的中国乡村地区，这已经算是新奇而先进的工业场所了。更多的孩子，只能在村前屋后玩耍泥沙石块和互相追逐。如果有打铁的匠人过来，那孩子们简直像过节一样高兴。因为他们可以听听风箱的节拍，看看铁锤砸向通红的铁块时飞溅的火星，观赏一块废铁如何在铁匠的手里变成一把锋利镰刀的整个过程。这种感受比看社戏中翻滚的艺人还要来得新奇、有趣。

风箱的节拍，就像时钟的指针，数走了无数分分秒秒和白天黑夜，“合作社”中的“新社员”也一天天长大。一岁多的时候，刚学会走路和说话的“新社员”，已经不安分于静静地坐着观看父母“表演”了。他一会儿过去与母亲抢风箱，一会儿过去跟父亲要铁锤，参与意识极强。不过到他真能拿得动一把铁锤的时候，他们家的“合作社”也已不得不关门了。

1955年毛泽东的心情似乎特别好，好些日子都是在浙江杭州度过的。自古烟柳繁华的钱塘引发了毛泽东的诗兴。这段时间，他多次登山，并作了好几首风月味道颇浓的小诗。“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这么一种平心静气的感觉，在他的诗歌中是少有的。可惜的是杭州的暖风，在让毛泽东展现温情一面的同时，并没有让他老人家与天斗、与地斗和与人斗的热情减退。

但像铁匠楼茂春这样兢兢业业地寻求三餐一宿的农村基层手工业者，就吃不消这种天马行空、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了。他们对很多莫名其妙的运动感到懊恼和愤怒，认为是不中用的“花架子”。在平日的闲谈中，楼茂春这年也跟朋友和熟人说了很多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经验，指出合作社的大锅饭弊病，认为合作社只是一个养懒汉的地方。

可是底层老百姓的想法和一些实事求是的干部的建议，并没有动摇毛泽东“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魄和决心。1955年７月，毛泽东嫌农村的社会主义运动速度太慢，当年主持农村工作的农村工作部部长、副总理邓子恢被他批评为东摇西摆的“小脚女人”★。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提出“根据农业合作化速度加快的形势，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完成”。

最高指示一下达，1956年初全国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立即掀起高潮。这个时候，不管愿意不愿意，也不管合适不合适，所有的土豆和散沙都必须进入进口的“苏联麻袋”。到年底，全国百分之九十多的手工业者都被放进了合作社的“麻袋”。东阳的手工业者社会主义改造，也在1956年底宣告全部完成。

楼茂春夫妇的“合作社”别无选择地被推进社会主义大合作社的“麻袋”，因为镇领导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对房东下命令不允许把房子租给他们。看来在容不下私有财产、放不下书生书桌的年月，连一把铁锤也是没有地方摆放的。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锻造”于打铁铺里的新生命（2）

1955年和1956年，中国又有很多事情是应该记忆的。1955年，顾准以“戴罪之身”正努力从“理想主义的泥潭”中孤独地跋涉而出，而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已经急风暴雨般地在全国展开。这年，敢于向毛泽东提出“不奉马列为宗师”的陈寅恪受到了第一次批判。年底，梁漱溟在一次扩大会议上与毛泽东争论农村工作的问题，而梁漱溟的认真执着显然触到了毛泽东的“雅量”的极限，所以梁漱溟也质问毛泽东有没有容纳异见的“雅量”。毛泽东的“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