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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好形势，终于催生了1984年的改革开放高潮。1984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上，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一年。这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中国改革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转变，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单项走向整体的体制改革。

这一年，在中国GDP构成中，非国有经济（含准国有的集体经济）达到亿元，在总量上第一次超过国有经济的亿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在当时还相当敏感的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基层的“社队企业”也更名为“乡镇企业”。

这一年中国实行了居民身份证制度，意味着中国公民可以更自由地移动，农民外出打工也不需要谁来批准了。当时的中国领导层横下心来决定以极度危险但社会震动相对温和的“双轨制”方式，来分步“撤换”物价计划体制的“毒瘤”，此举催生大批“官倒”和有官方背景的“倒爷”，当然也催生了第一波经商热。

这一年柳传志创办了联想公司，张瑞敏挑起青岛冰箱厂的担子，李东生则还在外资工厂TTK的车间里加班加点地工作，而顾雏军这时才刚刚从天津大学毕业。

这一年中国民间流行一句“十亿人民九亿商”★的顺口溜。

不过私人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地位还没有真正确立，很多经济行为都是在一种“不说可以也不说反对”的模糊状态下进行。在这年的一次中顾委会议上，有人主张拿“傻子”年广久开刀，但邓小平说：“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呢，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这段话后来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视察时说了一遍，并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傻子”年广久也因此名满中国。

“小平你好！”★这句口号也诞生在1984年。这年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不仅搞了一次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阅兵式，而且到深圳和珠海特区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加油。曾经为“打倒走资派”、“割资本主义尾巴”和“阶级斗争”而狂热的中国，此时已经变成了为发展经济和“先富起来”、“先成为万元户”而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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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只变成青蛙的蝌蚪（2）

1984年11月，楼忠福所在的浙江东阳城关建筑公司也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时刻。这年下半年，公司经理陈福根正好到了要交班的退休年龄。这是一个属于东阳县吴宁镇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企业的家当虽然不多，也不值几个钱。但是这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诞生的乡镇集体企业，对于改革开放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显然不是这些企业当时的发展状况所能够显示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之所以跟前苏联和东欧呈现两种不同的态势，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中国有港澳台，二是因为中国在计划年代就存在为数众多的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在计划经济年代的名称是“社队企业”，是由农村的生产队或者人民公社创办的，这种性质的企业，无论是马列的经典还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是找不到先例的，这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独创。说得好听点，这是“国有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当然这并不是当时中国高层领导人主动选择的产物，因为这种“变种”的准公有制企业也曾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遭到扫荡和消灭。后来之所以能够再次出现并被允许存在，完全是为了在崩溃边沿进行自救。因为“一大二公”的公有体制，实在无法让中国基层农村过上温饱日子，而国家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和物力来救助他们。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准许基层农村根据自身的传统优势开办自己的社队企业和耕种自留地。

这种社队企业虽然仍然属于公有性质，也跟国有企业一样效率低下。但这些数量繁多、遍布中国各地农村的企业，毕竟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留下了众多宝贵的“壳”资源。这种“壳”资源内，不仅有相对熟练的工人、行业和市场信息，比较完善的分工，而且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