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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广告效应，让杭州和浙江省其他地方的企业都看得眼热起来，很多企业都想分享这个难得的宣传机会。他们找到主办的《浙江日报》和《钱江晚报》，得知广厦不同意别人来分享这次赞助机会后，他们仍不死心。他们又找到广厦集团负责这次活动的赵学飞商量，看看能不能通融一下，将球场内的26块广告牌转让出一半来。

他们出了一个让赵学飞心动的价格，万一块，这在当时同类广告牌中是最高的价位。赵学飞盘算，如果转让场内一半的广告牌，并不会影响广厦的广告效应，而且还可以收回十几万。这样整个赞助活动，广厦等于不用掏钱而大赚了广告效应，这不是很合算的事情吗？况且这些企业都是浙江知名的企业，大家并不陌生。赵学飞算完这笔账后很高兴，立即请示楼忠福，把情况向他汇报。

但楼忠福还没有等赵学飞把话说完就一口回绝了：“一个也不转让。广厦不缺这个钱，26块广告牌也不多，我们有28家成员企业，一家一个都不够分。广厦要做的就是独家，任何人都不用商量。”

这次活动的效果自然是相当的好，因为杭州的报纸非常热情地爆炒了整个活动台前幕后的消息，不仅广厦在杭州大大地出了一回名，楼忠福的霸气也让部分杭州和浙江企业家好好地领教了一番。

给人才的软肋补钙

总部在1995年4月搬迁到杭州后，楼忠福所做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面向全国招聘高级管理人才。新形势下的楼忠福，显然清醒而及时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和广厦集团高层管理人才的不足，“迁都”杭州的重要目的之一正是为此。

在1992年集团成立后，广厦曾招聘过一批人才充实到中高层管理队伍中。不过当时的招聘范围只是东阳，吸收了一批东阳的科局级政府官员和教师。很显然这些人只是见过世面、有点才能、经验和知识的能人，并不是在改革开放后接受过专业的经济、管理和投资理论训练的专业管理人才。这些能人比广厦原来从建筑队中成长起来的管理层可能素质要高，但是他们的知识结构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他们也不能填补广厦决策层的思维薄弱区。这样，整个集团的投资决策，继续依靠楼忠福一个人的大胆、敏锐来判断就跟不上形势发展了，至少会存在思维上的“盲区”。

事实上，广厦集团成立后几年，虽然解决了产权、融资和企业制度变革等非常关键的问题，但是在投资决策上，特别是多元化问题上，广厦并没有什么很成功的案例。

除了海南和北海的教训，这一时期在东阳和金华兼并或者参股的一批工业企业都乏善可陈。这些砖厂、水泥厂、门窗厂、电焊条厂、制衣厂、汽车配件厂、珠宝首饰商行等等，除了在名义上为广厦实现了多元化外，并没有给广厦带来多少利润收益，反而没有过多久就一个个成了包袱。

1992年后中国企业的多元化阶段，实际上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很多原来很成功的企业，就是在这个阶段因为多元化问题而倒下了一大批。很多原本很成功的企业家，都被一句富有诱惑性的“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口号蒙住了双眼，以致看不到隔行如隔山的陷阱。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个阶段也是正在成长的中国企业家队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第一场“资格考试”或者“能力测验”。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跟上世纪80年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明确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阶段，是一个鲜花与陷阱同在的阶段。这时候中国的机会更多了，市场变化的速度更快了，同时，市场的风险也更大了。在市场变得越来越复杂多变的时候，企业的每一个决策是否正确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起来，整个外部环境对企业家能力的挑战也越来越高难度了。那些仍然没有醒悟到自身的缺陷，仍然看不到大势变化，仍然想像以往一样靠胆量、眼光决策的企业家，所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了。

经过这一阶段的“市场考试”之后，不少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风光一时的企业和企业家，从此一蹶不振，或者就干脆被淘汰出局，完全销声匿迹了。

但在多元化问题上同样显得毫无章法的广厦，暂时并没有倾倒的危险。尽管有海南和北海的失误，有一批并不赚钱的工业企业，但多元化欲望强烈的楼忠福，始终没有放松过建筑业的发展，同时已经开始了房地产业的发展。建筑业和还没有成为广厦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在这个时期为广厦赚取了足够弥补其他方面损失的利润。这倒是验证了多元化所鼓吹的核心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