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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被舅妈过激的言行镇住了，他坐在仿冒的真皮沙发上一时不知所措，眼睛盯住黑白电视，电视上一个外国男人正心情愉快地刮脸上的胡子，是一个“吉列”刀片的广告。

舅妈趁机将自己心中的一腔怒火通通发泄出来：“你优秀共产党员就了不起了，电视上聂荣臻连日本鬼子的女儿还救呢，人家官比你小，人家聂荣臻不是优秀共产党员？”

舅舅终于打断了舅妈的话：“你这是说的哪门子话呀，怎么能这么乱比呢？”

舅妈不依不饶地说：“你姐姐讨饭供你上学读书，背着粮食走几十里送到学校，自己累倒在学校门口，六0　年不是你姐姐，你能活到今天？当了个副县长就不知天高地厚了，你要是当了皇帝，还不把穷亲戚全都赶尽杀绝。”

舅舅声音软了下来，看看呆若木鸡的我，又看了看满脸怒气的舅妈，他说：“你们应该理解我，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开一次后门和开一万次后门，性质是一样的。”

过了一会儿，舅舅突然又对舅妈说：“你也不要再给我冒充有情有义了，好像别人都是六亲不认的冷血动物。家里的钱一分也不要留，还有准备买彩电的两千三百块钱，统统给我拿出来。我看黑白电视很好。”

舅妈顿时傻眼了，她像当头挨了一记闷棍，身子软软地走进了里屋。

这时，在里屋做作业的表妹跑了出来，她递给我一个苹果：“表哥，你别跟我爸斗气，他就是一个不讲理的人。”

舅舅朝表妹挥挥手：“去屋里做作业去！”

表妹噘着嘴走进屋里，狠狠地关上房门。舅妈将两千六百块钱交给舅舅：“积攒十几年了，全部家当都在这里。”

舅舅将钱点好后塞给我，我将钱又垛到舅舅的茶几上，然后用一种一刀两断的语气对舅舅说：“这点钱，救不了我妈的命。我还有血可卖，我再也不会求你了。”说着我一转身就冲进了屋外满目的黑暗中，我听到舅舅在后面喊着我的小名“大宝”。

耿伟强听说我舅舅断然拒绝了这件事，就安慰我说：“这件事没办成，最悲哀的不是你，而是你舅舅。我敢打赌，不要多少年，你舅舅就会被这个时代淘汰。说实在的，这些年做生意，我见过比你舅舅官大的人太多了。当官的都成了焦裕禄，学谁去？”

耿伟强又给了我一百块钱路费，他要我赶紧去南京照看我母亲，等过段日子资金回笼了，他给我送钱去。耿伟强的话使我冰凉的心里弥漫起一股股暖流。

我揣着东挪西借来的五千多块钱赶到了南京，我对医生说能不能先给我母亲做手术，剩下的钱我继续借，我的血是0　型的，在南京能卖个好价，钱肯定能还上。那位戴眼镜的医生对我的处境深表同情，但他说，医院里是从来不赊账的，此事不好办。

一个多月不见母亲，母亲已经知道了病情的真相，她脸色枯萎，神情绝望，但见到我后却强作笑颜，这回轮到她来骗我了：“妈胃里的瘤已经消掉了，现在不疼了，我们回家吧！”我说：“妈，舅舅说过段时间就来看你，他会送钱来的，我们等你做完了手术一起回家。”

我一边找医院求情，一边去卖血。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早晨，我母亲终于静静地走了，她是在夜里咽气的，没有留下一句话。父亲在医院陪护，我睡在附近的防空洞里，等我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被送进了太平间，我看到那天医院的上空飞过一群鸽子，我想象着母亲跟它们一起飞走了，当鸽哨声越来越远直至无影无踪的时候，我才突然觉得母亲真的不在了，我禁不住泪如泉涌，失声痛哭。母亲走的那天下午，我舅舅托来南京出差的人将两千六百块钱送到了医院。我擦干眼泪，将钱扔在地上：“请你将钱还给郑副县长，让他买台彩电，好好看一看这世道是如何绝情无义的。”

我捧着母亲的骨灰盒扶着弱不禁风的父亲回到了老家，家里空空荡荡，残破不堪的旧家具上落满了灰尘，门头上的蜘蛛网错综复杂。一只老鼠蹲在稻箩里专心致志地吃着粮食，它胆大妄为地盯着我母亲的骨灰盒，好像是我们入侵了它的领土。我赶走老鼠将家里清扫干净后才将母亲的骨灰盒抱进堂屋，然后我将母亲放在堂屋正中间的台柜上，母亲没有遗像，她活在我心里。

母亲埋在外婆的坟旁边，安葬那天舅舅来了，他将母亲的骨灰盒抱在怀里，泪流满面。我没有理睬舅舅，我觉得他的眼泪相当虚伪，既没有悲伤的真情，也没有真实的忏悔，我觉得舅舅不属于我们的亲人，他是一个政治木偶。

他跟我们一同到了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