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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还得起钱。至于建通往省市十八公里的农民新村贷的款，农民有钱也不愿还，说这是政府让他们建的，现在房子结构又旧，又不实用，甚至有人说要政府倒赔钱，气得赵根苗牙疼。

赵根苗书记说他自从来合安当县长起就没过过好日子，还有两年就要退了，所以他自从宣中阳来任县长后，就经常生病，经常往市里跑，在医院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合安县也就靠宣中阳一个人撑着，宣中阳当然无话可说，他是黄以恒市长的秘书，他咬碎牙齿也得往肚里咽，不能往地上吐。

投资超过一个亿的啤酒厂，号称合安经济的“航空母舰”，虽说最高产量从没达到过五万吨，但还是有过年产三万八千吨记录的，九二年前后人们喝啤酒喝疯了，啤酒厂曾出现过连夜排队等着拉啤酒的车辆，曾有两年创造过近千万元利税的。但好景也只有两年，最近这几年，由于外国啤酒渗透，以及合资啤酒企业的大面积扩张，加上消费者口味越来越挑剔，合安啤酒厂的“碧源”牌啤酒再也喝不出德国口味了，德国设备却不产德国口味的啤酒，许多人很是想不通，后来知道了要想有德国口味，得有德国技术，而德国技术要钱去买，当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的时候，交通不便的合安想合资也没门。这世道变化太快。

合安的工业区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根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扭亏解困的战略目标，合安工业区势必也要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在抓大放小的前提下，理顺产权关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然而，股份制改造在政府的拉郎配下，出现了许多乱点鸳鸯谱的尴尬，国企股东之间权力之争利益之争昼夜不息，各股东心怀鬼胎相互拆台，结果许多好企业被坏企业拖垮了，导致下水救人的人也被水淹死了。因此政府提出了加大改革力度，资产重组多元化，股份制公司除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外完全可以私人资本和外来资本控股，要盘活资产，而不要盘死。这前后许多种药方对合安都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合安这地方偏安一隅，许多政策还没来得及掌握，又有新政策出台了，所以他们只是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然而到一九九八年的时候，形势越来越严峻，县里挺不住了，县乡财政已经陷于崩溃，拖欠工资报不了医药费的老干部们毫不客气地冲进县长书记办公室要他们下台，甚至骂出了“滚蛋”这样的字眼。

于是，黄以恒市长来到了合安县进行国企改革调研。

黄以恒带着秘书和市政府秘书长市经委主任等一行在合安调研了两天，市县电视台的记者们准确无误地将黄市长调研的细节记录在镜头上，其中还看望了部分特困职工家庭，黄以恒将两百元红纸包着的慰问金一一送到特困职工的手上，每户还有一桶色拉油和两袋面粉，这些特困职工是精心挑选过的，所以他们在电视上都被感动得流下了泪水，并纷纷对着电视镜头表态说：“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我们一定要振作精神，自谋出路，为党分忧，与政府共渡难关。”

可电视新闻播出后，第二天就有两三百人到县政府静坐示威，他们打出了标语：“给我们油和面粉，还有红纸包慰问金，我们愿意为党分忧”。宣中阳急得找财政局江局长：“你赶紧想办法给他们补齐这两个月的下岗生活费，黄市长在这里调研，这么多人闹事，像话吗？”江局长说：“县直的工资都发不下去，我到哪儿弄钱去？”宣中阳说：“我不管你到哪儿弄钱去，中午黄市长从乡下回县城前你发不出钱，我就撤了你！”江局长说：“除非动用上半年的准备报销的老干部医药费。”宣中阳说：“你看着办吧。”说完扭头就走。

郑天良当然没有陪同黄以恒调研，但他作为常委参加了合安经济形势分析会，五大班子全体成员都参加了。郑天良这个常委按说应该是常务副县长，可他却管民政局、地震局、老干部局这些部门，角色既别扭又有些不伦不类，乔岸答应过适当机会调整分工，可直到乔岸退到县人大当了主任、田来有将工业区分管得快要全军覆没了，也没有调整他的工作，郑天良觉得王桥集实验区客观上已经成为他失败的永久性标记，就像刻在脸上的“刺青”一样无法抹去。

下午，静坐示威的下岗工人们离开了县政府大院，他们领钱去了。黄以恒并不知道上午发生的这一幕。

县政府会议室里气氛凝重，空调里吹出的冷风让所有的人都不再出汗，但他们都听到了冷气进入毛孔时丝丝入扣的声音，黄以恒看到所有的人都打开了笔记本，又看到了一张张绷紧了的脸，他很轻松地开始调研分析，这种举重若轻的大将风度令郑天良钦佩不已。

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