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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正亭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应，他看了看正襟危坐的郑天良，手指轻轻地敲着沙发的扶手：“很多同志都向我提到过你，说你是一个正直的敢于犯上的县级干部，我也希望你能犯一犯我，只要是为了工作，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更不应该因此而淹没掉才干。我知道，你是八十年代最早搞乡镇企业的改革带头人，在全省都是很有影响的，在县里也分管过工业，是抓工业的一把好手。”

郑天良听到叶正亭的这些话，眼泪都差点流了出来，叶正亭居然对自己的历史功绩和所受过的委屈一清二楚，虽然没有明说自己多年来遭受的压抑，但显然叶正亭心里有数。郑天良在这种时候，必须控制住自己感情，不能流露出任何情绪来，于是他用曾经沧海般的语气说：“叶书记，我这个人始终坚信这样一种信念：千年一瞬，百年人生；做事做人，时间为证。我是农民出身，我有最朴素的思想感情和党性原则，也正因为我了解老百姓的艰难，所以才对左倾冒进和花架子工程进行坚决抵制，也得罪了不少领导。不过，我这个人组织原则还是很强的，组织上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信任我就多干拼命干，不信任我就少干不添乱，毫无怨言。”

郑天良等于是含蓄地讲出了自己目前的处境，但一个基本原则是对事不对人，把握分寸，适可而止。由于内心比较激动，他就想抽烟，于是他掏出普通的“红塔山”烟，递一支给叶正亭，叶正亭说：“我不会抽烟，你抽吧！”郑天良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把烟放回了烟盒里，他说：“我平时也很少抽烟。”叶正亭没有再强求，所以他们在无烟的环境下说着没有雾气的话。临来前，周玉英拿了一包“中华”给郑天良，郑天良却要“红塔山”，周玉英说给市委书记敬烟要拿最好的，郑天良呛了她一句：“你不懂，拿红塔山！”

叶正亭只字不提郑天良与黄以恒的关系，也不提他目前的职务与分工是否合理，他依然将他们的谈话定位在工作的范围内展开，偶尔向工作的边缘靠一靠，这就显得既有原则性又有人情味。叶正亭说：“合安的国企改革目前是全市的重点，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我在上次会议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步子要大一点，思想要再解放一点，你是合安工业区的创始人之一，我也听说过你当初对工业区有过不同意见，后来到了一个什么实验区当主任去了是吧？你能不能对我谈谈你对工业区的看法，谈谈目前合安改革的方案和思路。要讲真话，不要有什么顾虑，现在很少能在公开场合听到真实的声音，这种坏风气不刹一刹，河远的经济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郑天良顺手摸出了一支烟，但他还是放了下来。他不知道是否要将他与黄以恒的分歧全部说出来，还是部分说出来，是带着情绪说出来，还是客观地说出来。从叶正亭来河远后的举措以及前不久的国企深化改革会议精神看，叶正亭是希望郑天良将话说透彻的，是想听到真话的。但由于是初次见面，郑天良还是决定客观地部分地说一说他与黄以恒的分歧和对工业区的态度。因为，如果要是太过分或很情绪化，那么任何领导都会觉得有朝一日你不称心如意了，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极端和情绪化只能使你充当打手而不可能成为亲信，只能利用但不可重用，这是郑天良从二十多年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于是郑天良说：“当初黄市长刚当上合安县长，想干事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合安的地理位置劣势和全县经济形势不适宜于在那个时候，盲目追求规模与速度，不计后果地上工程，大张旗鼓地搞花架子与形式主义。五条商贸大道铺面招租不到百分之三十，强压各个乡镇买铺面，虽然卖下去了，但还是花的政府的钱买的，等于是自己卖给了自己，现在还有百分之三十空在那里，而且时间一长，当初的设计与建筑质量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了。工业区一口气上了七大企业，基本上就没产生过效益，啤酒厂投资计划是八千万实际超过了一个亿，设计规模是五万吨，但从来就没生产过三万吨啤酒，造成了设备大量闲置，比如机床厂还没投产就倒掉了，加上通向省市沿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