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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肖特兰兹的窗口可以看到不远处天空中的火花，平日里用来运送矿工到沃特莫去的火车现在满载着一车车穿着红色军装的军人在峡谷中疾行。随后传来枪声，后来听说人群被驱散了，一个人被打死，火被扑灭了。

杰拉德那时还是个小孩子，闹事的那天他激动极了，他渴望着跟那些当兵的一起去枪杀矿工们。可家里不让他出门，门口把守着持枪的哨兵。杰拉德兴奋地靠近这些当兵的。一群群的矿工在胡同口走来走去，喊着，嘲笑着：

“警察都开枪了，让我们看看你们放枪吧。”说着他们还在墙上和篱笆上写上骂人的话。

托玛斯·克里奇一直在伤心，已经施舍出去几百英镑了。到处都摆着食品供人们白吃，食品都过剩了。无论谁只要张口要，就可以得到面包，每条面包只要花三个半便士。每天都免费供应茶点，矿区的孩子们从未如此这般地吃大户呢。星期五下午，又给学校送去整筐整筐的果子面包和大罐大罐的牛奶，孩子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由于面包和牛奶吃得太多，他们都吃腻了。

骚乱结束了，矿工们又上班了，但情况再也不同于以前了。形势起了新的变化，人们的头脑里有了新的观念。甚至在机器内部也要讲平等，任何一个部件都不应是其它部分的附属品：全部都应该平等。这种平等观念中注入了人们启望混乱的本能。神秘的平等是个抽象的概念，并没有占有或行动的企图——这些属于过程。在行动与过程中，一个人或一个部分必须是另一部分的附属品，这是存在的一种条件。可人们心中产生了骚乱的欲望，机械的平等观念成为分裂的武器，人的骚乱意志通过这种武器得到实现。

闹罢工的时候杰拉德还是个小孩子呢，可是他渴望成为大人去同矿工们斗争。父亲则进退两难、不知所措。他想做一名纯粹的基督教徒，同所有的人都平等，他甚至想把自己的所有财产全分给穷人们。可是他要办大工业，为此他必须保住自己的财产从而保持自己的权威，对此他心里很明白。他知道保住财富同倾其所有给穷人同样是神圣的，当然后者更神圣，因为他要这样行动，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理想。可现在他不得不放弃这个理想，这真让他感到懊悔，懊悔死了。他本想做一个仁慈、自我牺牲、乐善好施的父亲，可矿工们却因为他一年挣一千英镑而愤愤不平，冲他大喊大叫，他们是骗不了的。

当杰拉德长大以后，他改变了态度。他毫不理睬什么平等。他认为全部基督教关于爱和自我牺牲的观念早已成了一顶旧帽子。他认为社会地位和权威是世上公道的事，对此表现出虚假的态度是没用的。这是公道的事，道理很简单：它们有用，是必要的。地位和权威并不是一切，它们不过是机器的一部分而已。他本人偶然成了控制别人的中心部分，而大多数人则不同程度地受控制。这些不过是偶然现象罢了。当然他也感到兴奋，因为轴心可以带动上百只轮子，就象整个宇宙围绕着太阳旋转一样。如果说月亮、地球、土星、木星和金星都有权成为宇宙的中心，那纯属愚蠢。这种结论完全出自对于混乱的渴望。

不用想，杰拉德就得出了结论。他把民主——平等的问题斥之为愚蠢的问题，对他来说重要的是社会生产这架机器。让机器工作得更完美吧，生产足够的产品，给每个人分得合理的一份——多少根据他作用的大小与重要性的大小而定，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乐趣与趣味，与他人无关。

杰拉德就是这样赋予大工业以秩序。以他的经历和阅历，他得出结论认为生活的根本秘密在于和谐。他自己弄不清这和谐为何物，但他喜爱这个字眼儿，他感到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然后他开始将自己的哲学付诸于实践，给既定的世界强加上秩序，将神秘的“和谐”变为实际的“组织”。

他立即看透了自己的企业，意识到了他应该做什么。他要与物质世界斗争，与土地和煤矿斗。他唯一的想法就是让地下无生命的物质属从于他的意志。为了与物质世界斗争，就得把完美的工具加以组织，这是一种微妙而和谐的组织，它代表着人独特的意志，它无情地重复着特定的运动，无可阻挡、无情地去实现某种目的。杰拉德要建立的这种组织原则激起他心中似乎宗教般的狂热。他要在他自己的意志和他要降服的物质世界之间建立起某种完美的、不变的、神一般的媒介。他的意志和与之相抵抗的物质是两个极端。他要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建立起什么来表达他的意志，那是权力的化身，某种伟大而完美的机器，一种制度，某种纯粹秩序的运动，纯粹的机械重复，重复而无穷，因此既是永久的也是无穷的。他在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