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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立即用角质匙楔入死者牙齿之间，留出缝隙，以便按照正式确定的葬礼规格入殓时在死者口中放置珠玉；再一宗是缀足：将死者双足并拢扶正，用死者生前用过的燕几（矮几）压住双足并以麻线绳捆缚固定，拘束双足使之正直，以便正式入殓时能端端正正穿好皮靴。置尸就绪，家人立即设干肉、肉酱、醴酒做简朴初祭，并用帷幕将死者尚未正式入殓的尸身围隔起来，帷幕之外先行设置供最先奔丧者们哭祭的灵室（尸身正式入殓棺椁之后，始设与葬礼规格相应的大灵堂），此为奠帷。如此这般第一套程式完成之后，家主方正式向各方报丧，渐次进入正式的丧葬程式。

然则，奔丧者们看到的，却是对死者的大不敬。

山东各方人士赶赴洛阳，原本只是为奔丧而来。也就是说，只是要参加由秦国操持的葬礼，对吕不韦做最后的送行。奔丧者们一腔伤痛一路唏嘘地赶到洛阳，非但没有大型丧事对于宾客下榻、服丧、祭奠、守灵等诸般事宜的有序安置，且连预设的灵室也没有一个，淤积压抑的哀伤竟没了喷涌的去处。络绎纷纭聚来的奔丧者们，在文信侯府邸内外相互探听，方知吕不韦死在了书房，夫人陈渲与老总事西门也绝望饮鸩，先后死在了吕不韦尸身之旁，此时连尸身还冷冰冰原样搁置原地，预礼四事竟一事未行！对此，秦国郡守的文告宣示的理由只有一个：护持尸身，依法勘验，一应葬礼事宜报王待决。

“如此秦法，禽兽行也！”奔丧者们愤怒了。

自远古以来，葬礼从来都是礼仪之首，最忌擅改程式，最忌省俭节丧。古谚云，死者为尊。又云，俭婚不俭葬。说的便是这种已经化为久远习俗的葬礼之道。到了战国，丧葬程式虽已大为简化，然其基本环节并没有触动，人们对葬礼的尊崇也几乎没有丝毫改变。时当战国中晚期的大师荀子有言：“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事生不忠厚，不敬文（程式礼仪），谓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谓之瘠（刻薄）。送葬者不哀不敬，近于禽兽矣！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见《荀子·礼论》。”荀子亦法亦儒，理论之正为当世主流所公认，其葬礼之说无疑是一种基于习俗礼仪的公论——葬礼的基本程式是必须虔诚遵守的，是不能轻慢亵渎的。

却说奔丧者们愤慨哀痛之心大起，一时群情汹汹，全然不顾三川郡守的禁令，径自在文信侯府邸外的长街搭起了一座座芦席大棚，聚相哭祭，愤愤声讨，号啕哭骂之声几乎淹没了整个洛阳。六国各色密使推波助澜，卫国迎葬使团奔走呼号，大洛阳顿时一片乱象。纷乱之际，与吕不韦渊源甚深的齐国田氏商社挺身而出，秘密聚集奔丧者们商议对策。奔丧各方众口一词：秦王嬴政诛杀假父、扑杀两弟、囚居生母、逼杀仲父，其薄情残苛亘古罕见，若得候书处置，文信侯必是死而受辱不得善终。一夜聚议，多方折冲，卫国使团放弃了迎葬主张，赞同了奔丧者们的义愤决断：同心合力，窃葬文信侯！

窃葬者，不经国府发丧而对官身死者径自下葬也。一旦窃葬，意味着死者及其家族从此将永远失去国家认可的尊荣。寻常时日，寻常人等，但有三分奈何，也不愿出此下策。然则，吕不韦终生无子，夫人陈渲与西门老总事又先后在吕不韦尸身旁饮鸩同去。吕府一片萧瑟悲凉，只留下一个女总管莫胡与一班仆役执事痛不欲生地勉力支撑，对秦王恨得无以复加，谁信得秦王嬴政能厚葬吕不韦？自然对众客密议一拍即和。于是，阖府上下与奔丧各方通力同心，竟在尸身停留到第六日的子夜之时，用迷药迷醉了郡都尉、郡御史及两百甲士，连夜将吕不韦尸身运出了洛阳。及至三川郡守觉察追来，吕不韦已经被下葬了。虑及掘墓必将引起众怒公愤而招致事端，郡守只得快马飞书禀报咸阳。

吕不韦的墓地，是奔丧者们一致赞同的大吉之地。

仓促窃葬，奔丧者们无法依据公侯葬礼所要求的程式选择墓地，而吕不韦这样的人物，又绝不能埋葬在被阴阳家堪舆家有所挑剔的地方。就在一切议定、唯独在墓地这个最实在的事项上众口纷纭莫衷一是的时候，鲁国名士淳于越高喊了一声：“北邙！”众人闻声恍然，顿时一口声赞同，立即通过了公议：在洛阳北邙山立即开掘建造墓地。

北邙者，北邙山也。之所以人人赞同，根由在这北邙大大的有讲究。

洛阳，是西周灭商后由周公主持营建起来的东部重镇，西周时叫做洛邑。洛邑在当时的使命，主要是统御镇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