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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枪手在促进种族宽容忍让方面最爱使用的办法是那部1970年影片《布莱恩之歌》。该片讲的是黑人职业足球运动员G·撒耶斯和他的在芝加哥熊队的白人队友B·皮科罗之间的友谊。我们在营地礼堂放映这部影片，之后还组织讨论了以下问题：片中的两个人起初隔阂有多大？是什么使他们产生了隔阂？又是什么使他们产生了真挚的友谊，最终走到了一起？他们的故事对于凯西兵营的部队有什么可汲取的教训？这个办法很灵。神枪手非常喜欢这部影片，并安排放了一次又一次。我算了一下，《布莱恩之歌》我已经看了6遍。

一天，我们得到通知，五角大楼机会平等计划负责人H·M·弗朗西斯要到凯西兵营来。神枪手高兴极了。他要让弗朗西斯亲眼看一看部队怎样观看并讨论《布莱恩之歌》。我们营接受了这个任务。不过，有一个问题，我们大部分人都在野外进行训练，而且大部分人都和我一样多次看过这部影片。这时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可以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在营士兵俱乐部放映这部电影，找上四十几个人来看。这样，神枪手和弗朗西斯可以在一个人际关系亲近的场所旁听士兵的讨论。

我叫营部一个参谋把营区现有人员集合起来，坐了满满一屋子，并安排神枪手和弗朗西斯在影片结束前10分钟到场，而后旁听讨论。我们刚开始放电影就接到了紧急电话。打来电话的是埃默森的参谋长P·布雷姆上校。他说神枪手要我们全营集合看电影。我试图说明这是不可能的。布雷姆说也许我还没听懂，神枪手的意思是放电影和讨论时礼堂里必须座无虚席，并且他20分钟后就到场。

我命令停止放映，放映组和看电影的人立刻转移到大礼堂去，并且在路过消防站时带上一把斧子，以备礼堂门锁打不开时把它砸开，同时命令营区内所有人员，不论是睡着了的、睡醒了的、醉着的、清醒的，都必须参加。我在营区主要路口派了几名军士，要他们把所有见到的人都带到礼堂去，不管他们是哪个营的。他们碰上两名宪兵押着一个戴手铐的家伙往拘留所送，这3个人也一起被带到礼堂里来了。当埃默森和弗朗西斯来到礼堂时，我们已设法将礼堂填满了人，在座的士兵们都感到莫名其妙。

我勉强来得及在礼堂四处布置了一些捧场的人，电影一结束，一个头脑灵活的中尉便立刻按事先的安排发了言：“我觉得这部影片反映的是不同背景的人可以取得了不起的成就，只要相互尊重，没有种族偏见……”神枪手满脸笑容。他和弗朗西斯逗留了大约5分钟的时间，听着这些具有启发教育意义的发言，然后就离开了。我走上台为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随即告诉大家可以自由活动了。

这件事从头到尾又是一场无聊的表演，是那种我很厌恶的花架子。我觉得自己像是个骗子。走出礼堂，我看到一些士兵对此事不解地摇着头。我低头正要走开，战斗保障连的上士来到我身边。他说：“长官，这事很滑稽，对吗？”

“这样做很愚蠢，”我脱口而出，“我讨厌看到部队干这种蠢事，我憎恨自己当这种蠢事的负责人。”

片刻间，他默不作声，接着说道：“鲍威尔中校，不要担心。我们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士兵们也都知道想出这种蠢招儿的绝对不会是你，他们信任你。他们不会因此与你作对。因为你需要这样做，我们才来了。放心吧，长官。”

在陆军的几十年间，我最珍视的奖励不是那些奖状、奖章和提职晋衔，而是在我情绪低落时这位上士的一席话。

4月份一个寒气袭人的夜里，时间大约是凌晨1时，我们营已连续行军4小时了。在宁静的夜里所能听到的声音只有枪托碰到髋骨时有节奏的响声、皮靴踏在土路面上的脚步声和脚踩到小水坑里溅起的水声。我们已进行了一周的“颠倒时间训练”，白天睡觉，夜里训练。这时，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演练结束了，精疲力竭的士兵瘫倒在地上，等候乘卡车返回凯西兵营。我特别急着回去，因为我第二天就要回国休假。我正坐在那里时，营里的一位军官报告说，师部没有足够的汽油用汽车把我们接回去，我们只得再徒步行军大约30余公里返回营地。士兵们疲惫不堪地站起身上路了，疲劳得连抱怨的劲儿都没有了。

我们穿过一个韩国村庄，听到的声音只有狗在黑夜里号叫。绰号“领队”的作训军官H·W·摩尔从队伍先头位置下来找我。他带着与疲惫的气氛极不协调的兴奋神情说：“长官，我们还有12英里多一点的路要走。如果我们让全营加快行进速度，便可在3小时内走完12英里，这个成绩可以用来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