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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面对面交谈。有一天我打电话同他讨论《华盛顿邮报》头版的一条有点麻烦的报道。“我从来不读《华盛顿邮报》。”他告诉我。

“你不必同意你读到的东西，”我说，“我也常常不同意我读到的东西。但是，你要在这个城市里做事，就必须知道像《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在说些什么。”

“我也不看《纽约时报》。”约翰回答说。

温伯格的确给白宫打了电话。“总统先生，”温伯格说，“我听说麦克法兰辞职了，你打算让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接替他。比尔·凯西给我打了电话，比尔认为约翰不能胜任这个工作。所以比尔要我给你打电话。我看到，当总统解释他一定要波因德克斯特担任此职的理由时，温伯格不住地点头。温伯格最后说：”总统先生，你若是觉得约翰合适，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相处得好的。“

1985年12月中旬，温伯格有两个问题要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讨论。一个是有关绝密的F…117隐形飞机的事，二是有关一种军用蜂窝电话系统的问题。英国人研制了一种叫做“雷鸟”的电话系统，法国人也有一个类似的系统，叫做“里达”。两种系统都很先进，我们在数年之中肯定赶不上。这两个盟国都向美国陆军推销它们这种现成的产品，这是一笔40多亿美元的交易。温伯格这次去英国的任务就是要向撒切尔首相解释为什么英国人未能拿到这项合同，而法国人却拿到了。我陪他到了英国。温伯格在准备离开美国大使馆到唐宁街10号的时候，对我说：“科林，我想你应当跟我一起去。我希望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能把记录记得好一点。”我们的驻英大使查尔斯·普赖斯也陪我们去了。

我们被带到撒切尔夫人的会客室。那是个安静而舒适的房间，两张长沙发相对摆着，还散放着几把安乐椅。壁炉烧得正旺。首相的私人秘书查尔斯·鲍威尔迎接我们。他把自己的姓的发音读成“鲍尔”。这时，首相进来了。她的头发梳得非常讲究，穿的套装看来也花了心思，显得既庄重又有女人味。

温伯格设法先从比较容易的问题入手，来执行他的艰巨使命。他首先谈到F…117战斗机的问题。他刚开口，首相就打断了他。

“亲爱的卡普，我希望你知道，有关‘雷鸟’系统的这桩恶心事是多么令我烦恼，”撒切尔夫人开口道，“无论你说什么都不能使我相信没有在关键时刻进行过卑鄙的勾当。我们受了骗。你听见了吗？受骗了。别想对我说事情不是这样。”

这两个人是彼此钦佩并互有好感的，特别是在福克兰战争中卡普大力支持了撒切尔之后。他一动不动地听着她继续数落“卑鄙的勾当”和“上当受骗”。当她终于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温伯格刚想解释一下美国的决定，首相毫不客气地又把他的话头打断。“法国人！”看她说这个字时的神情就好像是在说一个难听的绰号。那些可恶的人显然做了些不得体的事。“我肯定他们没有光明磊落地行事。”说到这里，她转向我：“年轻人，这段话不要记。”此后的10分钟，她继续表达她对法国人的看法和对她的美国本家的失望。最后，温伯格再度试图耐心而讲理地作出解释。“别说了，卡普，”她像一位女教师斥责小学生那样说，“我说了，肯定在关键时刻干了卑鄙的勾当！我不是说了你不要对我讲事情不是这样吗？你没有在听我讲话吗？”

在旁观者看来，这番表演实在很精彩。但我从温伯格脸上那被霜打过似的表情可以猜出，这个发泄对象却感到很不舒服。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公开场合那种铁娘子形象是决不掺假的。她肯定是我所见过的最可怕的领导人之一。我可看到她那张有名的利嘴是怎样劈头盖脸地教训温伯格的了。

每当我们以为那个武器换人质建议已经被腰斩了的时候，温伯格却从白宫带回来消息说此建议鼓噪得更响了。一次他从白宫回来后，让我了解一下，如果由以色列把他们库存的武器交给伊朗人，我们能用什么办法为以色列把这些武器补充上。我到国防安全援助局去找了汉克·加夫尼，要他准备一份有关各类武器转让所牵涉的法律问题的备忘录。国防安全援助局是国防部的一个单位，专管向外国销售和供应武器事宜。由于我知道温伯格对此事并不热心，就要加夫尼多强调消极方面。他作了答复，说是为以色列补充武器的恰当途径是依据《武器出口管制法》来办，该法要求把这种武器转让的始发地和最终目的地通报国会。而这正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想披露的情报。就在温伯格要去白宫再次开会的当儿，我把这个备忘录交给了他，希望这一次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