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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慨。到1988年2月，迈阿密和坦帕的大陪审团已握有诺列加进行毒品交易活动的证据，足以对他进行起诉并定罪。当时，乔治·布什副总统曾告诉我决不能和他谈交易而放弃起诉，让他逍遥法外。

我那时是国家安全顾问，对一场起诉一个“友好国家首脑”是否明智的争论只能进行调解。我们已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政府已准许进行起诉，但我们仍在给诺列加报酬，禁毒局甚至还给他一封嘉奖信。政府终于对诺列加采取了清楚明确的立场。所有美国机构都不能用他。他不能在受到刑事起诉的情况下，同时还在美国机构供职。

在起诉之后，巴拿马人民以为美国随时准备帮助他们除掉这个邪恶的独裁暴君，于是纷纷拥上街头，进行反诺列加的游行示威。诺列加的反应是甩掉另一个傀儡总统埃里克·德尔瓦莱，以教育部部长曼努埃尔·索里斯·帕尔马取而代之。此时，乔治·舒尔茨主张采取积极行动，包括进行军事干预来除掉诺列加。国防部长弗兰克·卡卢奇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比尔·克劳海军上将都不同意。他们认为，诺列加尽管可恶之极，但我们不能无端地动用美军来除掉他。这点可能会使某些人吃惊，实际上军方未必赞成以武力来达到政治目的，除非万不得已。知识界尽可以说我们必须“有所作为”，外交官可以接连不断地发出外交照会。但是，到头来，带回运尸袋并不得不向死者双亲说明原因的是军方。里根总统确实从来没有考虑过在没有遭到直接挑衅的情况下入侵巴拿马。他认为，美国应当避免让人看成是横行霸道的“外国佬”，不能因为我们不喜欢巴拿马人处理内部事务的方式就悍然入侵巴拿马。况且，那里还没有严重的共产党威胁的隐患。

我仔细想过，如果我们卷入巴拿马事务，除掉诺列加也解决不了问题。他的权力基础是巴拿马国防军。当我们搞掉了诺列加，就会有另一个巴拿马国防军的歹徒起而代之。何况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白马王子，可以取代诺列加和他的心腹部下。作为国家安全顾问，我开过好几次政策审议小组会，试图物色一个比诺列加略胜一筹的巴拿马国防军军官，或找到一位能顶住巴拿马国防军反对的巴拿马文职领袖。当时，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活动负责人告诉我说，该局已找到一个救世主，一位诚实的反诺列加的自由主义者，他或许能帮助推翻独裁者。这位楷模人物是谁？我要知道。我被告知，他就是当时与诺列加不和的巴拿马驻以色列大使兼武官——爱德华多·埃雷拉·哈桑。

中央情报局偷偷地将哈桑带出特拉维夫并送到华盛顿。我在白宫办公室会见了他。他原来是一个大方、可爱和精明的人。哈桑谈起诺列加的劣迹头头是道，尽管他说话时老是“我……我……我”的口吃。然而，在他的谈吐中没有提及“自由”和“民主”的字眼。我的结论是哈桑是又一个诺列加，只是更圆滑一些。哈桑返回以色列，但诺列加已风闻他的美国之行并撤了他的职。中央情报局把他弄回美国，给他帮助以便日后可能有用。

随着里根时代在1989年1月宣告结束，布什总统接下了诺列加问题。诺列加这个暴君继续表现出他对民主的蔑视，用暴力对待政治上的反对派并实施大规模的政治逮捕，他中止了1989年5月的选举，因为他的反对者吉列尔莫·恩达拉看来要当选；诺列加还指使他的巴拿马国防军暴徒们在美国电视摄像机的镜头前对恩达拉的副总统候选人大打出手。1989年秋天，在我当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时候，搞掉诺列加并由民主政府取而代之，已成为布什政府越来越重视的课题，而布什总统本人对这个独裁者的憎恶程度丝毫未减。

10月3日凌晨两三点钟，马克斯·瑟曼正如已答应的那样，在汤姆·凯利早先预报之后向我作了较全面的汇报。他说，起义是由一个巴拿马国防军军官莫伊塞斯·吉罗尔迪·维加少校策划的，并打算在大约6小时后，也就是那天上午8点半开始行动。

“我们掌握了有关吉罗尔迪的哪些情况？”我问瑟曼，“他有没有什么盟友？有没有什么部队支持他？他对我们有什么要求？”

“我们对他一无所知。”瑟曼说。至于他的动机，吉罗尔迪似乎是代表着拿不到军饷的愤愤不满的巴拿马国防军士兵。他搞的政变与其说是为民主而战，不如说是为了发泄职业上的不满情绪。他还没有要求我们提供什么东西。

“我们是不是会把一个诺列加换成另一个诺列加？”我问瑟曼。

“可能的。”他回答说，这是个极难搞清楚的问题，因为我们掌握的信息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