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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曾苦干过两年。我参加过超级大国首脑会晤。更重要的是，过去我作为一名中层职业军官，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奴性十足感到惊骇不已，他们从没有催促政治领导人向他们讲清越南战争的明确目标。如今在我们谈论需派多少个师，多少艘航空母舰和多少个战斗机联队之前，我们必须问要达到什么目的？然而直到会议结束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

那天晚些时候，布什总统和斯考克罗夫特与我的短网拍墙球球友、现任沙特驻美国大使班达尔亲王谈过话。他们要班达尔了解他的国家所面临的威胁，并要让他知道我们已做好准备进行帮助。后来，斯考克罗夫特打电话给五角大楼的切尼。他说班达尔要来，我们要再给他讲讲现实的危急状况。班达尔来到切尼办公室后，显露出他惯常的美国化的、轻松活泼的战斗机飞行员的脾性。从一只塑料杯子里喝咖啡，还用一支金笔在杯子里搅和。在平时，我们相互间用近乎粗俗不堪的叫法称呼对方。我对他的可以上书的惯用称呼包括“伟大的班达尔”和“班达尔，你这个阿拉伯阔佬”，而他则叫我“老爷兵”。这一天我们都没有开玩笑。当我们坐在切尼的小圆桌四周时，我指出侦察照片表明，伊拉克军队实际上已到了沙特阿拉伯的门口。班达尔仔细看了这些照片，他的牙齿咬着一支未点燃的雪茄，没有说什么。

“我们准备随时帮助你们保卫你们自己，以免遭到萨达姆的攻击。”切尼说。

班达尔向我们露出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怀疑神态。“像吉米·卡特所做的那样？”他指的是在过去的一次危机中，卡特总统给沙特阿拉伯援助了10架没有武器的F—15飞机。

“告诉班达尔亲王我们准备做的事。”切尼向我说。

我开始说：“我们最初将派去第一战术战斗机联队，第八十二空降师以及1艘航空母舰。”接着我补充讲了后续部队。

班达尔的兴趣被激发起来了，他打断我的话，问：“后续部队有多少？”

我说：“加在一起，在最初阶段总共约10万人。”

“我知道了，”班达尔说，“你们是郑重其事的。”

切尼最后说：“我们建议您敦促法赫德国王接受我们保卫王国的愿望。”班达尔临走前向我们保证，他马上就将我们的建议向国内报告。

在他走后，切尼提到我们早些时候同总统的会见。“科林，”他说，“你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你不是国务卿，你也不再是国家安全顾问。而且你不是国防部长。所以，你讲话不要离开军事问题。”他显然是说我说话太随便了。然而，我对我在白宫的坦诚发言并不感到歉疚。我所说的要向军队提出明确目标的话是非讲不可的铮铮之言。

总统在公开场合对伊拉克的入侵问题不露声色。到那时为止，他向美国人民所说的话只是，“我们没有讨论过干预……我没有考虑这一行动。”从星期五到星期日下午情况就是这样。

在这一期间，总统去马里兰州卡托克廷山中的戴维营度假。星期六上午，国家安全班子成员随后来到。中心议题是施瓦茨科普夫详细深入地汇报我们如何保卫沙特阿拉伯，包括需要多少部队、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和空中战略等等。当这位身材魁梧、坦率而善言、充满友爱的军人发言时，我看到总统频频点头。在讲完保卫沙特阿拉伯问题后，诺姆又补充说道：“好，如果你们要赶走伊拉克人和恢复科威特原样，那就要采取……”他然后一口气讲了为此需要增兵数十万人，需要准备8个月到1年的时间。

那个星期天下午，天气闷热，细雨蒙蒙。切尼和施瓦茨科普夫正前往沙特阿拉伯的吉达，以敦促法赫德国王接受我们提出的援助。我舒适自在地呆在我的小书房里，两脚跷在桌子上观看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总统直升机从戴维营归来时降落在白宫草坪上。已架起了许多麦克风，总统一面应付记者连珠炮似地提问，一面走近麦克风。记者们一个劲儿地问他一个问题。他是不是要采取军事行动？他脸上露出严肃的神色，扬起食指说：“对这次入侵科威特，不能按兵不动，不能置若罔闻。”

我马上坐了起来。从“我们没有讨论过干预”到“不能按兵不动”，这可是前进了一大步。总统是不是要使美国承诺解放科威特？他是要运用外交和经济压力，还是要诉诸武力？

是不是原来的最后方案现在突然变成了第一优先方案？

尽管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但我意识到所发生的情况变化。在我们到戴维营向他汇报之后，总统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