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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刘秀对那些虽屡建军功却缺少治国才干的功臣，不授以实职实权，只让他们享受荣华富贵，优游享乐以尽天年。如马成，在刘秀征讨河北时，他弃官步行，追到满阳才赶上刘秀。他杀李宪，败隗嚣，破河池，平定武都，曾被封为平舒侯、扬武将军，最后被封为全椒侯。再如马武，他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草莽英雄，但在战斗中却每次都冲锋在前，勇猛无敌，屡立战功。刘秀称帝后，拜为侍中、骑都尉，封山都侯。刘秀有一次和功臣饮宴欢聚，他问道：“如果你们没碰上时局大变动，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邓禹首先说：“我年轻时汉代鸟篆文铜壶曾读书求学，可以做个郡文学博士。”刘秀认为邓禹太谦虚，就说：“你是世家子弟，品德志向都很高尚，何愁不做个掾功曹？”其他的人也都一一做了回答。马武则不假思索地说：“我有勇力有胆量，可以当个守尉，专管捉拿强盗。”刘秀听了，笑着对马武说：“你呀，只要不做贼，不被人逮住，能当上一个乡村里的亭长，那就很不错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刘秀与这些功臣之间的密切关系。尽管如此，刘秀仍只是奖功封侯，而不授予实际权力。

刘秀对这些功臣既督以洁身自爱，又与之其乐融融，难怪清初学者王夫之发出“三代以下，君臣交尽其美，唯东汉为盛焉”的赞叹了！

限制外戚权力。西汉二百多年间，外戚曾多次专权，对汉朝统治威胁最大的有两次：一次在开国之初的吕后专政；另一次是西汉末年，外戚王氏由公而王，继而居摄称帝。刘秀少通经史，对此非常熟悉，尤其后一次是他亲历目睹的。与对待功臣的态度相类，他对外戚也是十分谨慎的。

在建国之初，他考虑到外戚是他进行统一战争和巩固政权的依靠力量，因而对外戚也多加任用和封赏。如皇后阴丽华异母兄阴识，在刘秀即位后被任命为骑都尉，改封为阴乡侯；皇后同母弟阴兴一直追随刘秀征战，后任卫尉，赐爵关内侯。但统治稳定之后，刘秀便开始抑制外戚势力，防止他们结党营私。如卫尉阴兴和新阳侯阴就，地位显赫，又非常敬重有才能的人，冯衍就是其中的一个。冯衍能诗善文，尤擅辞赋，颇得阴氏兄弟赏识，彼此多有来往，诸王也格外敬重他。刘秀鉴于西汉外戚交接宾客、扰乱朝政的教训，下令将外戚结交的宾客，皆依法治罪，重者处死，轻者贬官。冯衍也因此得罪，罢官归家，潦倒而死。这样，宾客不敢轻易结交外戚，外戚也不敢轻易招揽宾客了。到他统治后期，对外戚的限制就更加严厉了。在太子太傅的选择上，他明确表示不用外戚阴识，而用正谏之臣张佚。在临终前四个月，他甚至派司空告礼高庙，降太后吕雉尊号，宣布她不宜配食高庙。这样，外戚的参政权力被限制、削弱，威胁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皇权便得到了有效的加强。

力倡教化光武帝刘秀是个儒者皇帝。王莽天凤年间，他曾到长安跟随中大夫庐江人许子威专门攻读《尚书》。但他绝不固守一经，而是力求通览博学。在天下未平、战事频起的时代，他也力争做到一有空闲便学习和研讨儒经文艺。因此，他给人的印象便是“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

以儒家方略治理天下。刘秀深知，夺取天下需要勇猛和魄力，靠的是武将，而治理天下更需要远见和卓识，靠的是文吏。因而东汉建立之初，他在用武力平定天下，并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来巩固政权的同时，便致力于复兴儒学，注重从意识形态领域来统一和稳定人心，造就和选拔治国之才。他下令广泛搜集、整理古代典籍，“采求阙文，补缀漏逸”，他迁都洛阳时，“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辆）。自此以后，三倍于此”。这就为他复兴儒学、推行教化准备了条件。

兴办学校。他在即位后五年（29）就在洛阳城门外兴建起太学，传授经学。饱学之士，接踵而至。设立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他还亲自巡视太学，赏赐儒生。在他的倡导下，不仅中央立太学，建武年间，许多郡、县也都兴办学校，“兴庠序之教”，而民间创办的私学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无论是博士，还是经生，都为儒学的传播、教化的开展进行了人才准备。

选儒生为官吏。刘秀在建国之初便注意“退功臣而进文吏”，这些“文吏”主要是儒生，史称“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他广泛搜求儒生，担任国家重要官职。如《易》学者刘昆、《尚书》学者欧阳歙、《春秋》学者丁恭、《诗》《论语》学者包咸，都先后被任命都尉、大司徒、侍中等重要官职。这些儒生进入政治，不仅辅助朝廷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