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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的目的在于使仍然沉睡未醒的公众振作起来。他取得的成功出乎他本人的意料和希望之外。民防“气球”不仅飘到了空中，而且高飞得看也看不见了。掩蔽所制造商报告说，他们按1，500美元一所售出了大批产品（有人还尽力把核恐惧一直保持在顶峰状态）。地方民防官员受到洁问者的包围。不使自己的家庭受放射性尘埃的影响这件事，已成为每个公民对外交政策发表意见的题目。科学家和冒牌科学家互相争论，在一场核战争中，有多少人在有掩蔽所或没有掩蔽所的情况下能够幸存，这些人必须在地下逗留多长时间以及在他们走出掩蔽所后，生活将会是什么样的。牧师们争论说，人类的伦理观念究竟要求他们接受烧成灰烬的死亡呢，还是接受鼹鼠式的生活。妇女版的专栏作家提出关于贮藏食品、携带衣服和阅读书籍等方面的可以采用的意见。商人马上出售生活用具箱、口粮袋、沙袋、潜望镜和预防放射性尘埃的衣服和药膏。为自身生存有所安排的人，能否开枪射击那些要求进入掩蔽所的不那么勤劳的邻居，那些被排斥在掩蔽所之外的人会不会把掩蔽所的通风口封闭起来，围绕着这些问题，全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父母提醒他们的孩子不要透露他们掩蔽所的地点。“依靠自己救自己”成了“不救别人，只保全自己”了。

正当越来越多的讨论使人看得更清楚，任何计划都不能使人人得救的时候，对外交政策持强硬态度的集团，却利用讨论已经达到的近乎歇斯底里的程度——至少在国内某些地区是如此——而大捞一把。某些拥有掩蔽所的人相信《生活》杂志和其他杂志提出的，掩蔽所能使90…97％的人口在一场核进攻中幸存下来的看法，认为，这“只不过是另一场战争罢了”。和平主义的组织攻击这些掩蔽所说，仿佛它们可以代替我们为和平而进行的努力似的。地方民防官员则时而热情有余，时而不知所措。

肯尼迪政府缺乏一个全盘的掩蔽所计划，缺乏一个明确的掩蔽所政策，甚至缺乏正确地安排整个问题的权威性意见，这使混乱和惊慌的情绪更加剧了。只有总统能提供这种权威性的意见。但是总统举棋不定，而他的顾问们象全国一样，看法也不一致。大家全同意，任何可以拯救数百万生命的努力都是值得的。但是家庭掩蔽所还是公共掩蔽所——在预算中处于特别优先的地位还是只接受较为有限的投资——应该置于国家控制之下还是地方控制之下呢？总统曾谈到预防放射性尘埃的掩蔽所，但是核科学家爱德华·特勒却对他说，当苏联的武器日益庞大时，美国只要花五百亿美元，挖越来越深的洞，全国人民就能保护自身不受核爆炸的威胁。各方面都有政治压力。总统觉察到他本人的两篇声明所造成的不同影响，意识到他承担着在未来拯救美国人和在目前团结他们的职责，于是拒绝了关于再作一次新的“炉边谈话”的建议。在我们把计划准备就绪之前他不打算再发表讲话，他要把计划仔细推敲一下。他不愿意费力大而收效小，但他更不愿意让这一庞大的计划削弱他的全面政策。

政府内部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建议通过设立掩蔽所的立法和建议向公众发行一本有关核防护知识的小册子。后来，两个建议的调子都降得很低。1962年的立法只要求制订一个长期计划，由联邦推动在学校、医院、图书馆和类似的公共中心建造公共掩蔽所，费用则由州和地方政府以及非盈利的机构分摊。这些掩蔽所将补充国防部在一次悄悄而成功地进行的调查中核实过的可以容纳六千万人的现有的掩蔽所，但该调查报告并没有吹嘘可以容纳每一个公民或保护每一个公民防止核爆炸和由此引起的猛烈的大火。

政府内部对这项法案和这本小册子的辩论有助于澄清总统本人的想法。正如他在5月间所说的，民防只是一个保险的问题，不是威慑力量的问题。它同防务或裁军都没有直接关系，在冷战中也不是什么新武器。任何合理的掩蔽所计划都不能有助于阻止敌人的一次进攻，防止惨不忍睹的生命损失或者在危机的顶峰或边缘增强美国的地位。但是这种计划也不是挑衅性的、胆小的或不必要的。他仍然在热核武器时代承担着保护一亿八千万美国公民并使这个国家完整地存在下去的责任。核战争未必会发生，但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有一天，他忧郁地对我说，“我不愿意听到劫后余生的人——如果还有人活下来的话，一说，在仍然来得及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警告过他们，或采取任何行动至少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