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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关的大事，要不是看在那笔款子的份上，他们肯定会不顾一切地杀死维齐尼。

不过，维齐尼的处境却给他自己带来了好名声。当维齐尼返回上维拉巴时，人们都说他慷慨大度，谨严慎行。其实，与其说他慷慨，倒不如说他识时务，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就在维齐尼40岁那年，人们开始尊称他为“唐”。黑手党内部发生争端，哪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只要他出面就能解决。甚至连老百姓闹得不可开交的家族问的仇杀也得由他来裁决。他聪颖过人，处理问题通情达理，令人口服心服，是个天才的“外交家”。

在西西里，他被认为是“和平的唐”，所有的人都敬重他，西西里人谈起维齐尼无不充满赞叹与钦佩：“他是公认的强者，他办事合乎逻辑。”“如果你去求助法律，你知道会有多大损失吗？没钱就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找我们和平的唐调解一下，不知能省多少钱。我们信得过他，他有能力把事情调解好。”

实际上，这位西西里的“上帝”却杀人如麻，对一些他认为是“顽固不化”的人，他总是不动声色地把他们——一一除掉。

他一直极其仇恨共产党人。

1919年秋，当西西里的共产党老英雄吉罗拉莫·利考西要在维拉巴广场召开露天大会，庆祝苏维埃俄国十月革命两周年时，唐·维齐尽派人送信给利考西，劝他别开这个会，因为“不安全”。利考西当然知道这个温和的警告是什么意思，可他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性格刚强自负，不尊重任何权威，对全体西西里人敬重的唐他也不尊重。他终于还是召集了群众大会。不知什么原因，预计要来的3000人结果只到了70多人，利考西不放过任何一个传播共产主义信念的机会，他没有气馁，还是面对稀稀落落的一小群人发表了讲话，可正当他激情澎湃的时候，他的话被枪声打断，有人从四面八方的高层建筑上向他和他的听众开枪。这一小群人一哄而散，有几个人还受了伤，利考西本人的一条腿也被打断了，他被丢在空旷的广场上孤零零地一个人躺在那里。突然，一个黑影落到他的身上：一个矮小瘦削的中年人俯身弯腰，在寂静中平淡地问道：“利考西先生，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我就是维齐尼。”听到这个名字，从来无所畏惧的利考西眼里掠过了一丝恐惧……面对自己的对手，维齐尼更喜欢震慑，使对方销声匿迹，不再来烦扰他。这天晚上，他完全可以将广场上的群众及利考西本人打死，可他不愿意在自己家乡的广场上摆满尸体。他只想做做敲山震虎的姿态。此后，由于黑手党人的破坏，共产党再也没有能够在西西里形成势力。

唐·维齐尼没有读过一天书，但他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他的叔父是位主教，他的堂兄也拥有诺托主教的头衔，是卡尔麦罗圣马利亚修道院可敬的创始人。他的两个弟弟都是传教士，其中一个是享有“阁下”尊称的高级教士。

维齐尼似乎特别热爱乡村生活，几十年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在他成为“唐”之后，维拉巴人每天都能看到他。他的样子并不令人生畏，反而有些可怜：身材瘦小，由于风湿病而稍微有点弯腰，穿的是富裕农民穿的那种平绒衣服，头戴一顶布帽。他的态度总是和蔼可亲，彬彬有礼，毫无恶意。只有他的眼睛才显露出他的本色：一对灰褐色的眼睛阴森冷酷，像是能把人的五脏六腑看穿。

每天早晨他都早早起床，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维拉巴广场是个上演乡间杂耍的大舞台，一边是教堂，一边是各种邸宅，其中就有这位“唐”的府郏“唐”每天准时从小门走出，去教堂晨祷，然后在广场上散步，和他的“阁下”弟弟谈话。

一些人早已来到那里，等待着和唐·维齐尼谈话。他们当中有农民，有头戴黑面纱妪，有年轻的黑手党分子，有中产阶级的人，他们轮流地陪着他散步，申诉他们的问题。唐倾听着，然后，他叫过来一个亲信随从，轻声吩咐几句。然后召见下一个请愿者。许多人在离开时吻他的手表示感谢。

过了一会儿，他坐在广场上的咖啡桌旁，象年长的农民或牲口贩子等许多人一样，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继续进行日常的工作。在有人向他汇报一桩纠缠不清的事件或提出一个行动计划时，他点头示意，很少有笑容。只是在他拍某人肩膀时偶尔笑一下，好像是叫那个人放心，给他以鼓励，或者给他安慰。

他那德高望重，保乡佑民的态度；路人向他招呼致意时的恭敬；他周围忠心耿耿的随从；他对人们说话时，人们谦卑的脸上浮现出的感激的微笑，所有这一切使人想起了古代国君在户外露天开庭审案，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