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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活儿还算称心，就是苦一点儿，因为那儿没机械装置。砖、锹、小车以及犯人们的双手，这就是全部的工具。另外，还有一匹马拉水泥车，我们管这匹马叫“海鸥”。每天早上他们一把我们赶到工地就从马厩里牵出“海鸥”交给我。我把它套在装水泥箱的车上，然后赶车到仓库。把车倒进仓库，便开始用锹往上装水泥。灰尘飞扬，我和“海鸥”都成了灰不溜丢的家伙，吸进鼻孔的全是水泥，呛得要命。至少我还可以用块布包到嘴上，但“海鸥”可就惨透了。幸好装满车后我们要往工地拉，其他犯人帮助我们卸车，然后我们回仓库再拉，只有在来回的路上我们才能享受点新鲜空气。一天我们要拉１０到１５趟。一天下来我的胳膊就像要掉下来似的，咳嗽得肺都要炸了，但我仍然坚持了下来，没把这活儿交给别人。“海鸥”是个很好的工友：不骂人、不发脾气。如果想找个知心人，最好不过的就是马了。我情绪不好时就用手搂在“海鸥”的脖子上跟它说悄悄话。它或许听得懂，也许听不懂，但要是我说了当局的坏话，它不会去给我告密。还有，在来往于工地的路上监视我们的只有蓝天。即使天不是蓝的，而是多云、下雨或下雪，这也要比在工头和看守的呵斥下干活要好得多。

一天，我和“海鸥”拉来一车水泥正在卸车时，一个卫兵走过来说：“伊万诺芙娜，卸完后把车打扫一下，去一趟医院。你们的一个同伴死了，你得拉她到红山。”

红山是犯人的墓地。自１９３０年以来，这座山长高了好多，当时埋的是富农。

我照他说的做了，把车赶到了劳改营医院，一伙儿女人正等在那儿。

“谁死了？”我问。

“四分队的卡扎科娃。”

“卡扎科娃？可她没病呀，她儿子刚来看过她的。”

“对，感谢上帝，她没受罪。昨晚她上床睡觉就再也没醒过来。”

我这才知道这些女人是扔下她们的活儿来医院给卡扎科娃送葬的，犯人没有葬礼，拉出去埋掉，在地上插个牌子写上号码就算完事了。每当看到有棺材从劳改营门中拉出去，犯人们就说：“又一个短命人。”

然后，她们就回去了，很快把这件事忘了。每人都知道明天就可能轮到自己。红山墓场白骨累累，挖坑时简直分不清挖的是土还是骨头。但卡扎科娃是个特例，女人们宁愿冒险来给她送葬。自然，这里离营门口并不远，即便如此，这也有点送葬的味道。她是个仁慈的女人，应该送送她。

卡扎科娃是为儿子进来的，现在我来讲她的故事。她丈夫是个畜生，是个残暴的酒鬼：他常常喝醉酒后手执斧头追赶老婆。自然，她总是抱着孩子跑到邻居家去躲避，而邻居们总是把她藏起来。她向派出所投诉过多次，但他们总是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埃”一次他真的拿斧子砍伤了她。她住了一阵儿医院就又回了家。她可怜他，所以决定不去报案。起初他害怕了，收敛了点。后来，一看没事，就又旧病复发。儿子也挨了好几次父亲的斧子。

后来有一次父亲又在打妈妈，威胁着要砍了她，那孩子上去一把夺过斧子，反手一斧砍到父亲的头上，当场就把他撂倒了。妈妈跑过来摸摸他——已经死了。这酒鬼，真活该。

她没告诉孩子他已经死了，而是说：“他昏过去了。他在那儿躺一会儿还会起来撒野。

儿子，你最好尽快收拾好东西去你姨妈家。我会给她写信要她让你住到开学。要不你父亲醒过来会报复你。一个月后再回来，那时他就把这事忘了。“

那孩子照母亲说的做了，径直去了火车站，准备去姨妈家。大约一个小时后，母亲才去邻居家，向一对夫妇要了点儿盐，回来的路上又去另一家串门儿，给人的印象是她很想聊天儿，她告诉这两家说，她打发儿子到她妹妹家度假去了，她丈夫不知又去哪儿喝酒了，也快回家了。所以她必须做好饭等他，以免他发怒。说完便回家了，不一会儿，她开始号啕大哭，好象家里又在打架。她跑到院子里，在那儿闹了一阵儿，然后又回到屋里，她用手攥着斧子，目的是把自己的指纹印到上面。真令人吃惊，她是怎么筹划的这件事呢。之后，她尖叫着跑到刚去过的那家：“邻居们。告诉警察局——我杀了他，我想……”一个邻居安慰她，另一个去报了警。

一个月后儿子从姨妈家回来，发现父亲已经被埋葬了，母亲进了监狱等待判决。他坚持找侦查员说事情是他干的，但侦查员根本不听他的：人证、物证俱在，而且凶手已经供认不讳。于是，卡扎科娃被判了５年——他们知道死者是个魔王。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