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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厉的劳改营中服役六年和七年。他们一定是这样想的：那好吧，既然你们愿承认杂志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流氓行为，那就按流氓行为来处理吧。两人进的是刑事犯劳改营，在那儿为了生存他们不仅要同当局作斗争，而且还要同罪犯作斗争。

两人的辩护律师后来告诉了我们事情的真相以及两人在法庭上为什么会那样表现，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起初两人大大咧咧，满不在乎。他们被恐吓了一番，然后被告知，只要坦白交待便可获得自由，但他俩拒绝了。

后来一个老侦查员对同僚们说：“你们办这案子的路子不对头，应该懂得罪犯的心里，要使用另外的方法和手段。”

然后他拿出了他的新办法。那两个人又被带出来审问，并如此这般被告知：“像你们这样颇具骑士风度的艺术家怎么好连累女士呢？她们在看守所就已经得了感冒，试想，她们在劳改营中还能活得下去吗？”

换句话说，他们开始利用他俩的良心。一想到连累了两个女人，两个小伙子真感到于心不忍了。趁俩人束手无策之机，他们提出了交换条件：如果悔过并取消事件的政治色彩，他俩仍将得到同样的判决，不予宽大。事实上这样更糟：一旦承认事件的非政治性质，就得去刑事犯劳改营，而不是政治犯劳改营。而另一个方面，克格勃将释放两位女士。两位艺术家动摇了。他俩被准许会见了一次。经过协商，俩人决定为了搭救朋友宁愿牺牲自己的名誉。

要是为了自己能获得自由或轻判而悔过的话，他们才不会这样干呢——他们就是这样的小伙子。但现在他们屈服了。起初，克格勃好像真的要兑现他们的诺言。等两个艺术家正式写了交待，那两位女士便立即被释放了，还给他俩看了释放决定。继而，当两个人提供了更多于己不利的证据后，又看到了两位女士的结案决议。他们信以为真，所以完全履行了与克格勃达成的协议。

但他们忘记了是在跟谁打交道，判决之后两位女士中的一个还是被逮捕了，两位艺术家对此毫无所知。这次逮捕当然又有借口——他们在她家里搜出了反苏维埃诗歌。另一个恐怕也难逃罗网，只是目前她正在怀孕，把一个孕妇投进监狱想必是个丑闻，所以克格勃决定不冒这个险。

两个艺术家度日如年。没人给他们写信，没人肯帮助他们。大家都同声唾骂他们在法庭上的卑劣行轻，直到真相大白后人们才闭上嘴。

直到这时我才理解这句福音箴言的意义：“人之爱莫过于为朋友献身。”我过去总以为他说的为朋友而死的人，而我不理解的是，它真的那么重要吗？难道世界上没有比死更坏的事情吗？但奥利戈和尤利一案使我对这句箴言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名誉、灵魂，去做阶下囚，而且不是以骄傲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而是卑鄙的流氓。起初连朋友都不理解，而且当她们被释放时还不知道有人为她们付出了多大代价。

尼尔娅一直以惊异的神色听爱玛讲述，刚一讲完她就大声说：“这都是真的。关于这个案件的故事我也听到不少。当时我简直不能理解，既然他们在法庭上如此不要脸，人们为什么还那样高度评价他们。现在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现在怎样了？”

“他们都出来了。尤丽娅和娜塔尔娅已经嫁人，后来尤丽娅去了西方。他们四人至今还是好朋友。尤丽娅写了本关于她的朋友的书，以报答他们为她所做的牺牲。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听爱丽什卡的吧。”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了自己的英雄行为，那是在食品短缺的时候。

一天，我路过涅夫斯基大街，见耶利斯夫斯基商店门口聚了一大堆人，我问商店在卖什么，他们说是香蕉。

我立即排到队里开始做起了香焦梦。以前我只吃过两三次香蕉，而且我真喜欢这东西。

我常常梦想得到许多充满异国风味的水果。我从游记中读到过芒果、鳄梨，总试图想象它们吃起来会是什么滋味儿。我的香蕉梦有点儿不同，不只是想尝一只小香蕉，而是一次吃三四只，真吃饱。今天突然交了好运——正卖香蕉，每人能买一公斤。哎呀，我自己默默地说，祝贺你了，爱丽什卡，你的梦想要实现了。但愿我挨到时别卖完了。

站了两个半小时，幸福时刻终于到了。我从人群中挤出来，手里托着一袋一公斤的香蕉。我想在回家的路上就吃一个，但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当着马路上这么多人，吃这么稀罕的东西，太不好意思了。这可不是冰淇淋。

在我们家那条路上碰到了老朋友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