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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父亲最擅长的还是临摹别人的作品。家里挂满了临摹自达

芬奇、拉斐尔、米开郎基罗、乔尔乔涅、提香的画。父亲把《最后的晚餐》中犹大的脸画得如同一个受贿的国家干部；把《末日审判》画得象迎接新世纪；至于他临摹加工的《睡着的维纳斯》，则被美院的老教授斥之为有伤风化。

幼年的他是在这些画中度过的，他总是把画当作真实的世界，油画布上的少年耶酥是他童年唯一的玩伴。在明与暗，冷色与热色的对映、冲突中，他留下了对于父亲的印象。至于对母亲的印象，则是在她祈祷的时候。

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当他变成了残疾，坐上了轮椅，他母亲过早地走进了坟墓之后，父亲就再也不画画了。父亲把所有的画都烧了，甚至包括圣像，都在烈火中化成了一团青烟，飞升到天堂中去陪伴上帝了。父亲愤怒地诅咒着基督，诅咒着带走母亲的上帝。最后，父亲自私地抛下了轮椅上的儿子，到了另一个遥远的国度。只有每月寄来的钱，还提醒儿子知道在新大陆有一个父亲存在。

父亲老了，不再是那个年富力强的画家，而变成了挺着啤酒肚的平庸的商人。他的眼中不再闪烁着自信有力充满灵感的目光，而是被两团浑浊的东西所取代。父亲把他带走了，在一家宾馆里，父亲给他装上了一双国外最先进、价格最昂贵的假肢，使他又能站起来，慢慢地行走了。

他只是淡淡地说了声谢谢，让父亲有些失望。这时门开了，走近来一个年轻的女人，一个他极其熟悉的女人。是她，那个背着画夹到他的窗前画画的女孩，和他在十字架项链的面前，犯下了一场小小的罪过的女孩。他的心头猛烈地跳动了一下，似乎把胸口的项链给弹了起来，但现在，他们都成熟了。

父亲向他介绍，这位是父亲在上个月新娶的妻子。父亲自顾自地对他说，她和我过去一样，都是画画的，她只比你大两岁，你可以对她直呼其名。

但他和她什么都没说，也许她正惊讶于他能站起来了，而他则给了她一个忧伤的微笑。心跳终于平静了下来，十字架在胸前恢复了沉默，重新开始吧，他轻轻地对她说。父亲似乎没听清，什么？

没有人回答。

他独自一人去东正教堂，绕过那幢还在不断成长的大厦，也许不久它就要铺上玻璃幕墙，以强烈的反光刺激着天蓝色的圆顶。

他走上了那条静逸的小马路，走路的感觉仿佛是从幼年学步的年代回忆过来的。那两条由钢铁和密密麻麻的集成电路组成的假腿正安稳地装在裤子里，慢慢地将他带向那扇神秘的大拱门。

他看见大圆顶了，仰视的感觉让人觉得它与上帝同在。四个小圆顶如同最初的四门徒，虔诚地围绕着他们的主，聆听教诲。接着波浪式的小拱顶们和长长的窄窗也在望了，彩色玻璃上并没有什么图案，也难以望到里面。他终于来到了教堂乳白色的外墙下，伸手小心地抚摸着，然后他转到了大门口。

黄铜的大门敞开着，他站在大门口的石阶上向里望去，见到的是一张巨大的股市行情显示屏，一条条红红绿绿的文字和曲线正魔术般地变化着。巨大的厅堂里站着许多人，他们看起来很虔诚，他们也许正为自己的钱袋而祈祷着。还有两旁分立着的证券公司的交易窗口和电脑，正一个个虎视眈眈地对着他。只有大厅内四根雄伟的立柱，与头顶上圆形的巨大内顶还带着神的遗迹。

他笔直地站在门口，许多人从他身边擦肩而过，他就象块浑浊的激流中的礁石一样保持着姿势。这时他见到他父亲投资的那只股票正在股票显示屏中最显眼的位置红红火火，直线上升。他仿佛看到父亲正在哪个大户室里春风得意马蹄轻地举杯相庆。

嘈杂的人声和混浊的空气使彩色玻璃中射进来的光线变得晦暗幽远，更象是一个古罗马的大斗兽场。他退了出来，把背靠在墙上，吐出了长长的一口气。他感到墙上似乎有只无形的手，将他轻轻推了一把，然后他踱过了马路。

在教堂的斜对面，他见到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扎着两条辫子，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拿着画夹和铅笔，正在对天蓝色的大圆顶做着素描写生。她吃力地抬着头，仔细地观察那高高在上的圆弧和明暗对比，然后小心地涂抹在画纸上。

他停了下来，直盯着女孩手中的画，女孩有些疑惑，问他，什么事？

不，什么都没发生过。他慢慢地回答。

然后，他又用了这句话问了自己一遍：什么都没发生过吗？

拜占廷式的圆顶正庄严地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