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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福泽谕吉将这场战争称作文明与野蛮之战，在他眼里，日本是文明的，中国是野蛮的，日本战胜中国，正是文明对于野蛮的胜利。当他听说《马关条约》中，中国政府同意将台湾割给日本时，便立即着手设计日本对台湾的占领方针，很快便完成《台湾永久化的方针》，希望日本可以借侵台之机，扫除台湾土地上一切“蒙昧之蛮党”，日本应牢牢把握所有的殖民权力，将整个台湾日本化。

日本人好学他国先进之道举世皆知，但在学习过程中却一直都注重保持自己的文化。资本主义制度本和封建皇权水火不容，可日本人却将天皇专制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学习很好地结合起来，这让日本的改革成效显著，也让日本社会中的封建因素较完好地保留下来。对明治天皇影响匪浅的封建大士族们加固着中央的权力，武士道精神和日本的近代化军队结合起来，人们对天皇的崇敬与日俱增，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极速膨胀。福泽谕吉的思想正是明治维新这些特点的集中反映。

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在《日本的军国主义》一书中曾做过这样的统计，1878年，也就是福泽谕吉写就《通俗国权论》主张日本进行对外战争那年，日本的军费已占了国民经济收入的16％，11年后，这一数字竟接近30％。

对等级制度的尊敬和依赖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特点，在日本人看来，这些等级不仅对日本人适用，对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也同样适用。福泽谕吉对世界的看法就受这种传统的日本思想影响颇深，他认为，世界之所以存在国家，只是为了保护其土地上人们生活的安全便利。国与国之间应该不分你我，互通有无，这也是文明的要求。世界是所有人的世界，国家也是所有人的国家，倘若一个国家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和外界交流，那么这个国家无疑是将世界共有财产据为已有的自私国家，是妨碍了世界幸福的国家，而别的国家也有权力以武力撞开它的大门。福泽谕吉的这一理论直接影响了日本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出台。

甲午战争的结局，让日本和中国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对中国来说，为比自己强大甚多的西方列强的大枪大炮攻破，尚在预料之中，而为曾经对自己崇拜有加，并一度和自己一起被西方人欺辱的日本打败，就太让人震惊了。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志士仁人也开始放眼世界，一些当朝重臣还发起了规模甚大的洋务运动，中国学习西方文化的认真之心一点不亚于日本，但这依然没有改变于洋务运动中建造的先进船炮在日本军舰的攻击下沉没的悲惨事实。一些中国人愕然惊醒，意识到在一个落后的制度下，即便拥有和西方不相上下的技术，也无力摆脱落后的命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公车上书，和光绪皇帝一起展开维新变法，一些革命派人士也积极筹划推翻清王朝的计划。

而在海那边的日本则举国欢呼，士气大振，虽然在觊觎辽东半岛许久的俄国的干涉下，日本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利益，被迫将辽东半岛归还，但这丝毫不影响日本人对外扩张的决心。

对日本人来说，连中国这头在千百年中统领亚洲的雄狮都如此轻而易举地为日本打败，日本军事力量的强大不容置疑，日本有理由也有实力实践自己的野心，偏居大海一隅的日本就要走出去了，不仅要称雄亚洲，还要称霸世界。军国主义的狂热情绪不可遏制地弥漫到国家各个角落，日本人心底的好战之火剧烈地燃烧起来，为这种热烈的民族情绪感染，一些思想家也“顺应时代”，肆意宣泄着自己的帝国理想。

三、脱亚入欧，大国心态的膨胀（4）

高山樗牛曾被日本人称为“年轻的帝国主义旗手”，他出生于1871年，既对日本落后挨打的状况有所体会，又目睹了日本维新后的强大。作为文学家，他的文章语言优美，细腻祥和；作为思想家他的言论大胆激烈，极端狂热。他像福泽谕吉一样大力宣扬爱国思想，主张“君民一体，忠君爱民”并将对外扩张作为日本人表达爱国之情的一个重要方面。

1897年为甲午战争大为鼓舞的高山樗牛和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创办了大日本协会，并以《日本主义》为宣扬思想的阵地，他认为日本应当让传统的神道教成为统摄全体国民的至高宗教，将外来的基督教、佛教悉数排除。

高山樗牛在31岁时就去世了，但他所宣扬的日本主义却牢牢地扎在了日本土地上，并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完善愈发顽强。而当时盛行在日本国内的除了日本主义外，还有国粹主义。

明治维新之时，很多日本人为欧洲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