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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们印刷几千份传单后，囊中羞涩了，又向总参“文革”办公室提出3项要求：一提供经费，二提供会场、通信联络保障，三“代印”传单1万份。这些荒谬的要求遭到了拒绝。11月7日下午，“革团”代表提出要李天佑于当晚6时前答复，在答复之前，1000多人聚集在国防部南门口进行“示威”。

与此同时，他们在国防部大门外架起高音喇叭，对着里面，不断地高喊口号，“通牒”要李天佑和王新亭副总长出来见面。

晚10时，总参党委经过开会研究后，向造反派通告：不许开大会。

于是，造反派开始强行冲击国防部大门。为了越过警卫战士手挽手组成的十几道人墙，他们找来木板架到战士们头上作跳板，最后像当年赤卫队打土豪那样，用木板撞开警卫室的门窗，然后，500余人冲进国防部，在大院里静坐，并拦截汽车。

这一闹，直到第二日晚上6点多才离开。

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央军委和一些老帅的重视。随后，中央军委两次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来京人员大会，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老帅分别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强调军队要保持稳定，对“文革”出现的一些错误现象提出了直截了当的、尖锐的批评，几位老帅的讲话在师生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也给一些头脑发热的青年学生泼了冷水。

但是，这却违背了林彪、江青等人的意愿，12月31日，叶剑英被迫做了检讨，之后，李天佑也被迫作检讨。

震惊国内外的“冲击国防部事件”经过一个多月的喧嚣落幕了。

22战将之死

在我军红军时期最年轻的3位师级将领中，只有钟赤兵活到61岁才离开人世；贺炳炎于1960年在成都去世，年仅47岁，被许多人叹为憾事；李天佑也是英年早逝，1970年去世时年仅56岁。

（1）“即使敌人发疯，也只会搞局部突然袭击。”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李天佑被选为“九大”代表；会后，又被提为军委办事组成员。此时，他由肾病引起的腰痛和浮肿已很严重了，甚至没法坐着开完一个时间并不太长的会议，只能躺在休息室的活动床上处理工作。许多人为他暗暗担心。医生就他的病情专门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建议让他离职养病。但是9月军委召开战备会议时，他正在医院治病，仍然坚持要去参加会议。大家劝他：

“你都住院了，就不要去了。”

他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怎么能不参加作战会议呢？总应该去听听吧！”

可在会上，总参谋长黄永胜等人大讲特讲“敌情”，严重得好像大战一触即发。听到这，李天佑实在坐不住了，立刻即席发言，说：“从一般大战的几个特征看，当前还没有爆发大战的迹象，即使敌人发疯，也只会搞局部突然袭击。”

他这一插言弄得总参谋长黄永胜好不尴尬。

尽管他对李天佑这个有理有据的大胆发言不理不睬，但许多在场的人不免为李天佑感到担忧。果然，不久，李天佑因为“即使敌人发疯，也只会搞局部突然袭击”的这番话，而导致主管工作调整：黄永胜直接管作战工作，李作鹏分管通信等部门，李天佑改管政治思想工作。

（2）“晚了，他已病入骨髓。”

年底，李天佑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在检查中，医生发现他尿蛋白已增加到4个加号，他需要完全休息了。但离职休息的命令仍然没下来，他的妻子杜启远只好直接打电话给总长办公室催问此事。

过了两天，黄永胜来找李天佑，说：“你主持开完‘四好’大会再休息吧。”

“我分管政治思想工作，这个会必须参加。”他没有任何怨言地答应了。

1970年1月中旬，李天佑终于接到休息的命令，但已经太晚了。一位曾在1964年给他治疗过肾病的著名老中医，在仔细给他做过检查之后，对杜启远说：

“晚了，已病入骨髓。”

事后，这位老中医感到很奇怪，对人说：“在现在的医疗条件下，李副总长的病根本不该发展到这种程度呀！”

李天佑因工作耽误了治病。

以后，他的病越来越严重，不得不卧床了。

（3）去世前的怪举动

1970年9月5日，一早起来，重病的李天佑突然说：“我去看看。”

“你想看什么呢？”杜启远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