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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小时开始，我就想当艺术家。艺术家穿着灯芯绒的外套，留着长头发，蹲在派出所的墙下──李家口派出所里有一堵磨砖对缝的墙，颜色灰暗；我小舅经常蹲在这堵墙下，鼓起了双腮。有些时候，他身上穿的灯芯绒外套也会鼓起来，就如渡黄河的羊皮筏子，此时他比平时要胖。这件事留给我一个印象，艺术家是一些口袋似的东西。他和口袋的区别是：口袋绊脚，你要用手把它挪开；艺术家绊脚时，你踢他一下，他就自己挪开了。在我记忆之中，一个灰而透亮的垂直平面（这是那堵墙的样子）之下放了一个黄｜色（这是灯芯绒的颜色）的球，这就是小舅了。

在派出所里能见到小舅。派出所是一个灰砖白墙的院子，门口有一盏红灯，天黑以后才点亮。那里的人一见到我就喊：“啊！大画家的外甥来了！”有种到了家的气氛。正午时分，警察在门边的小房间里煮切面，面汤的气味使人倍感亲切。附近的一座大地咖啡馆里也能见到小舅，里面总是黑咚咚的，不点电灯，却点腊烛，所以充满了呛人的石腊味。在咖啡馆里看人，只能看到脸的下半截，而且这些脸都是红扑扑的，像些烤｜乳猪。他常在那里和人交易，也常在那里被人逮住，罪名是无照卖画。小舅常犯这种错误，因为他是个画家，却没有画家应有的证件。被逮住以后，就需要人领了。

派出所周围有一大片商店，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造的大顶子瓦房。人行道上还有两行小银杏树，有人在树下生火烤羊肉串，烤得树叶焦黄，景色总像是秋天；后来那些树就死掉了。他住的地方离那里不远，在一座高层建筑里有一间一套的房子──那座楼房方头方脑，甚是难看，楼道里也很脏。不管你什么时候去找──我舅舅总不在家，但他不一定真的不在家。

我舅舅是个无照画家，和别人不同的是，他总在忙些正事。有时他在作画；有时他卖画，并且因此蹲在派出所里。他作画时把房门锁上，再戴上个防震耳罩，别人来敲门听不见，打电话也不接，独自一人面对画架，如痴如狂。因为他住在十四层楼上，谁也不能趴窗户往里看，所以没人见过他作画，除了一个贼。这个贼从十三楼的阳台爬上来，打算偷点东西，进了我舅舅的客厅，看到他的画大吃一惊，走过来碰碰他说：哥们儿，你丫这是干嘛呢？我舅舅正画得入迷，呜呜地叫着说：别讨厌！老子在画画！那个贼走到一边蹲下看了一会儿，又忍不住走过来，揭掉小舅左边的耳罩说：喂！画可不是这种画法！我舅舅狠狠地搡了他一把，把他推倒在地，继续作画。那人在地上蹲了很久，想和我舅舅谈谈怎样作画的问题，但始终不得机会，就打开大门走掉了，带走了我舅舅的录相机和几千块钱，却留下了一张条子，郑重告诫我舅舅说：再这样画下去是要犯错误的，他自己虽然偷东西，却不忍见到小舅误入歧途。作为一个善良的贼，他对失主的道德修养一直很关心。我舅舅说，这条子写得很煽情──他的意思是说，这条子让他感动了。

后来有一天，我舅舅在派出所里遇上了那个偷他东西的贼：他们俩并排蹲在墙下。据我舅舅说，那个贼穿了一双灯芯绒懒汉鞋，鞋上布满了小窟窿。此君的另一个特徵是有一头乱蓬蓬的头发，上面全是碎木屑。原来他是一个工地上的民工，有时做木工的活，这时候头发上进了木屑；有时候做焊工的活，这时脚上的鞋被火花烫出了很多洞；有时候做贼，这时候被逮住进了派出所。我舅舅看他面熟，但已不记得他是谁。

那个贼很亲热地打起了招呼：哥们儿，你也进来了？我舅舅发起愣来，以为是个美术界的同行，就含混地乱答应着。后来贼提醒他道：不记得了？上回我到你家偷东西？我舅舅才想了起来：啊！原来是你！Good　morning！两人很亲切地聊了起来，但越聊越不亲切，最后打了起来；原因是那个贼说我舅舅满脑子都是带颜色的豆腐渣。假如不是警察敲了我舅舅的后脑勺，小舅能把那个贼掐死；因为他还敢说我舅舅眼睛有毛病。实际上我舅舅眼睛是有外斜视的毛病，所以老羞成怒了。警察对贼在艺术上的见解很赞成，假如不是他屡次溜门撬锁，就要把他从宽释放。后来，他们用我舅舅兜里的钱给贼买了一份冰激凌，让他坐在椅子上吃；让我舅舅蹲在地下看。当时天很热，我舅舅看着贼吃冷食，馋得很。

我常上派出所去领小舅，也常在派出所碰上那个贼。此人是唐山一带的农民，在京打工已经十年了。他是个很好的木工、管子工、瓦匠，假如不偷东西，还是个很好的人。据说他溜进每套房子，都要把全屋收拾乾净，把漏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