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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闻，与老百姓私下流传的山西黑砖窑的景况不相上下。在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敢黑恶到如此程度，老子就不信斗不过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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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选票箱里，比的是权钱轻重；施政台上，较的是手段高低。卖身奴隶，朝不虑夕，砖窑煤洞偏僻角落不难找见；噬血饕餮，趾高气扬，楼堂院室辉煌处所总可显形。遭暗算，铁蹄下咬牙暂蜷缩；图报复，法网外策划逞凶残。

陶海的斗法，首先是梦想通过村民管理委员会选举进行“夺权”。

村委会的选举实行全体村民直接投票已经好些年了。乡政府看来对这件事情也很重视，派出了工作组下来指导监督。然而，由于宣传阵地和工具掌握在那班人的手里，公开的舆论对他们一边倒，而且从选举的结果来说，无论怎样都不可能将老班子十个人整个地一窝端掉，人们今后还要在他们的影子下生存生活，传统上思想分散而不会抱成团的农民胆小怕事，尽管想起那些人干的事情就害怕得心里发抖，但各顾各自目前利益的人仍然不少，所以陶海并没有取得明显的优势。第一次投票，在一千零二十三张选票中，陶海只有五百一十二票，比对方的四百九十张多出一点点。因为都没有超过半数，选举无效。第二次投票，对方追上了陶海，可是，统计总的票数的时候，却发现多出了几十张选票，只好整个作废。

第三次投票之前，村里的政治空气十分紧张。有一天，有上百名来历不明的青年男子坐着数十辆轿车开进村里，身上时隐时显地露出各种凶器，逢人就询问对选举的看法，听说准备投原班人马的票便信口鼓励，否则便眼露凶光进行威胁，营造出了一种恐怖的气氛。村委会几个负责人在他们经营的私家厂子里摆开了酒席，请来了市里的厨师和跑堂，好烟好酒大鱼大肉，把所有的村民邀去大吃大喝，许以许多好处，有些人连老婆孩子全家老少都被请了去。他们的家属亲戚，则在夜晚拎着尼龙编织袋，把大把的现钞往选民的家里送。那班人根据关系远近分析了票情，至亲铁杆、中间派和冤家对头区别对待。他们收买的对象，主要是一些与双方关系均不很紧密的“动摇派”。送上了钱后，就把人家的身份证和委托书拿了过去，领取选票后由他们代为填写，或者拿出印制好的仿选票，上面有安排的候选人名单，让村民照样画葫芦，每张选票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至于陶海阵营中有愿意倒戈“弃暗投明”的，每张选票竟出到了好几万元；各个居民组的组长则被单独请到市里的大宾馆特殊招待，分别发放了红包，交代了回去动员说服群众拉选票的任务。而陶海和他的几个参加竞选的铁哥们，则被放了暗哨或安了尾巴，走到哪里甚至坐在家中都被人监视着。陶海辗转得到消息，原村委会的那几个候选人，每人出十万到六十万元不等的竞选费，合计达到二百多万！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盯着村子里现有的几千万元征地款，剩下的大片土地被划为了开发区，将来更多的收进款额形形色色的权位好处以及工程建设项目所牵涉到的垄断承包和材料供应带来的利润，他们抛出这么大的“投资”不说是一本万利最少也是物有所值，预期当选后的收益远大于垫支的成本的。在这样强大的攻势之下，不愿贿选、没有准备贿选、同时也没有那么雄厚资金社会实力、靠一个人的拳脚更打不开局势的陶海一方明显处于劣势。

选举的结果不言而喻，原班人马获胜。

陶海他们不服，向上级举报，皆以“送钱的人不承认是接受指令，没有抓获被选举人直接参加贿选的证据”而被置之不理。也有领导实话实说：“贿选的法律界限不好划清，行为界定不具体，对当事人缺乏明确的处罚规定，充其量认为无效而已，所以咱北京市从来就没有判定过贿选的案例。既然处分不了人，重新再选一次无非也是老汤泡剩汤圆端出来的还是旧货，跳不出这个结果，还不如顺杆子将就着承认了罢。反正这已是普遍的现象，没什么大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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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不亮西方亮，陶海竞选失败，毫不气馁，转而想到告状。

陶海手中本来持有一张告状的王牌，那是一个偶然遇到的叫李沙的孩子。

李沙是外地人，初中辍学后，被别人骗来这里的黑砖窑打工。他和工友们相处得很好，工友中有一个中年汉子比一般人能吃能干，人们叫他“土山”。土山不爱说话，但跟李沙的关系还算不错，他们偶尔聊聊天。李沙渐渐得知，土山童年时父母相继去世，被寄养在别人家。数年间，他换了一个又一个家庭。大约十五六岁时，当时的寄养人把他赶出门，他只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