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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继续走。”

就在《大教堂》出版的五年后，也就是卡佛终于可以衣食无忧地生活和写作的五年后，一直把戒酒看作是自己最大成就的卡佛，可能没有想到吸烟毁掉了他的肺，并在1988年8月2日要了他的命。那一年，他正好50岁。

在一次生前的访谈中，当被人问起他对学习写作的人有什么建议时，卡佛这样回答：

“我以前的写作教师曾经跟我说，‘你做好了忍饥挨饿十年的准备了吗，而且在十年当中，干各种做牛做马的工作，忍受各种回绝、遗弃和挫折了吗？如果这样过了十年，你还在写作，你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作家。’我不会跟想写东西的人说这些，但我会跟他们说，他们必须坚持写，并诚实地写，写那些对他们自己来说重要的事。如果他们幸运的话，有一天，会有人读的。”

按照卡佛自己的标准，卡佛是幸运的。

我是刚来美国不久后，在一家旧书店里碰到卡佛的书的，之后的几年中，断断续续地买到了他全部的小说集。翻译时手中用的1989年版的英文本《大教堂》，是在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的一家名叫“节俭的缪斯”的二手书店里淘到的。像卡佛中的人物一样，我是在租来的房间里，躺在捡来的床垫上，读卡佛的小说的。对卡佛的喜爱是触手可及的，因为床垫下面的地板，正在我的每一次辗转反侧时，生硬地硌在我的后背上。非常感谢译林出版社的社长和编辑同志们给我这次翻译卡佛的机会，我相信中文的卡佛会有读者的。最感谢的是我的爱人，我们在两所不同的大学里读书，只有在和她这几年来间间断断的相聚时，我们才会有一点点的安稳和家的感觉，让我们知道自己还不是卡佛笔下的人物。

为了便于了解卡佛自身的经历以及他对写作的态度，我从他的两篇随笔《论写作》及《火》和后人编选的访谈录《与雷蒙德·卡佛对话》一书中挑选了一些卡佛的自白，附在这本小说集的后面。相信读者会发现，卡佛的谈话像他的小说一样朴实而富有叙事性，不仅可读性很强，而且是我们今天文学阅读与写作的一个冷静而富于棱角的参照物。

2006年8月3日于美国芝加哥

好事一小件（1）

周六下午，她开车去了购物中心里的那家面包房。浏览了一本贴满蛋糕照片的活页纸夹后，她预定了孩子最爱吃的巧克力口味蛋糕，蛋糕上装饰有一艘宇宙飞船，发射台上洒着白色的星星，蛋糕的另一头是一个用红色糖衣做的行星。小孩的名字，斯科蒂，会用绿色的字母写在星球的下面。

粗脖子的面包师比她年长，一言不发地听着她告诉自己，小孩下周一就八岁了。面包师穿着一件工作服一样的白色围裙，带子从胳膊底下绕到身后，再绕回前面，牢牢地系在他沉甸甸的腰身下面。他一边听她说，一边在围裙上擦手，低头看着照片，任由她说。他让她别着急，慢慢说。他刚到班上，要在这儿待上一整晚，烤面包，所以他是真的不急。

她告诉了面包师自己的名字，安？维斯，还有她的电话号码。蛋糕周一早上出炉，孩子的生日聚会在下午，时间会很充足的。面包师谈不上快乐。他们俩人没有任何欢愉的气氛，只有最基本的语汇交流和必须的信息交换。他让她觉得不舒服，她不喜欢他这样。当他手里拿着笔，在柜台里面弯下腰的时候，她琢磨着他粗鄙的品行，好奇他这辈子除了烤面包，还干过什么别的。她自己是一个母亲，三十三岁，在她看来，所有人，特别是像面包师这样年龄的人──这个人老得足以当她的父亲了──肯定都有孩子，而且都经历过一段被蛋糕和生日聚会占据的特殊时光。她觉得，他们之间肯定有这个相通之处。但他却对她很生硬，不是粗鲁，只是很生硬。她放弃了和他交朋友的愿望，往面包房里面看，她能看见一台又长又笨重的木桌，一头堆满了装馅儿饼用的铝盘，桌子旁边是一个金属盆，装满了空架子。还有一个巨大的烤炉。收音机里正放着西部乡村音乐。

面包师在一个特殊预订卡上写完信息，合上了活页夹。他看着她说，“周一早上。”她谢过他，开车回了家。

周一早上，这个生日男孩和另一个男孩一起走着上学。他们来回传递着一包薯片，这个就要过生日的男孩正试着要打探出他的朋友今天下午会送给他什么礼物。没注意看路，这个生日男孩在一个十字路口，刚走下了便道，就被车撞倒了。他侧着身摔倒，头磕在排水沟里，腿伸到路上。他闭着眼，腿却前后移动，就像是要爬到什么东西上去。他的朋友扔下薯片，哭了起来。那辆车开出一百多英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