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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觉得我写的人物有什么特别或是反传统的。这辈子我一直认识这样的人。事实是，我就是这样的人之一，迷惑的，酩酊大醉的。我就是从这些人中来的，很多年来，我和他们并肩工作。所以我从没想过要写一个关于学院生活的小说，或是关于老师，关于学生的故事。让我留下不可磨灭印象的事物，是那些我在身边的生活里目睹的事，是我在自己生活中目睹的事。那些生活里，当有人敲他们的门，白天或是晚上，或是电话铃响了，他们真的会惊慌失措。他们不知道怎么弄到付房租的钱，也不知道冰箱坏了怎么办。有个评论家批评我写的《保鲜》，说，‘好，冰箱坏了──那怎么不叫维修人员来给修好呢？’这是一种无知的评语。要请人修最少要花六十美金。可能这个评论家没有注意这点，但有人是花不起钱请人来修冰箱的，就像有人不去看医生，因为自己没有医疗保险，他们牙齿坏掉了，因为没钱去看牙医。集中关注这些人，我不觉得自己和别的作家真的有什么不一样，一百年前，契诃夫就开始写这类被生活淹没了的人了。短篇小说作家一直是这样做的。”　。。

蓝领失望的纪录──卡佛自话（2）

“在《新规范》　上有人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骂我，说我描绘的美国不是个快乐的美国，说我写的人物不是真实的美国人，说真正的美国人更高兴些，并能在生命中得到更多的满足，说我只是集中展现事物的阴暗面。他们说我对于劳动人民一无所知，说可能我这辈子根本就没有干过任何蓝领工作。这样说，很搞笑。”

“工人阶级，或说是中低下产阶级。后来变成已经不再是‘中低下’级了，而成了美国生活里最绝望也最庞大的下层土壤。这些人无法完成他们经济、道德的义务和职责。就在他们中间，我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所有我的小说都与我自己的生活有关。写作是一个建立联系的过程。这一句话，那一个字的。我不会写一个关于我邻居阿特先生的故事，但我可能会写一个小说，里面的角色就像阿特一样，在门廊上徘徊着念叨，‘我要春季大扫除了。’”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设想自己，以一种嘲讽贬低的姿态对待普通日常生活的题材，或所谓的‘俗事儿’。我认为在我们过的生活和我们写的生活之间，不应该有任何栅栏。对于那些不好意思写剃头、拖鞋、烟灰缸、玉米粥这类事物的人，我替他们感到羞耻。”

“要是我写的小说，读者能在某种程度上和自己联系在一起，被它感动，并让自己想到了自己的存在，我就高兴。我还能再奢求什么？我们都要被提醒，自己是个人，这是很重要的。”

“在我的小说中，人物之间往往没什么爱情或是别的某种联系。不过，《大教堂》是个例外。写那篇小说的时候，我知道它与我以前写的任何一篇都不同。这可能也反映了我自己生活的变化。写《大教堂》的时候，我在一种冲动中感到：‘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写作，就是这些。’写那篇故事对我自来说也是一个展开自我的过程。”

“写完《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之后，我有将近六到八个月的时间什么东西都没写。那之后，我写的第一篇小说是《大教堂》。在1982年到1983年之间，我陆陆续续写了十二篇短篇小说，最后写的是《发烧》。这些小说都收在短篇小说集《大教堂》中。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请你能安静些，好吗？》花了我十五年的时间，但《大教堂》前前后后只用了十五个月。在这期间，我自己的生活状态变了很多，显然生活中的变化带动了我写作的改变。《大教堂》中的小说，与我过去的小说相比，都更加丰满一些，文字变得更慷慨，可能也更积极了一些。”

“相比起人物正在想什么，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正在对对方说些什么，什么是他们没有说出口的，什么是他们正在谈论但却没有去做的，什么是他们正在做而没有到处宣扬的。说到底，人物的行为似乎比他们做那些事的原因更让我感兴趣。”

“我在自己写字台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三成五的卡片。上面写着庞德的一句话：‘陈述的基本准确性是写作的唯一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