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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李济对他说，大学生一个月没有吃到过肉和食油了，老百姓都在挨饿。当抗战胜利时，李济又告别家人，代表战胜国中国东渡日本去调查和收回被掠夺的文物，归国后回到李庄，老父亲已经瘫痪，只能抬回南京。１９４８年随着国内战事迫近，李济再一次护送文物迁台。两个月后他唯一的儿子李光谟却选择了与家人不同的人生道路——从台北回到上海，希冀“迎接一个新社会”……

接踵而至的，还有大陆考古界同行的批判和门生的反戈。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郭沫若曾发表过一篇名为《蜥蜴的残梦》的文章，把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比拟为蜥蜴之类的爬虫，抨击他们是“捧着金碗讨饭”。１９５９年，大陆考古界开展了对李济的猛烈围剿，有人试图从学者道德和学术水平上贬损李济，动摇他的学术根基。离开大陆前，他曾将大女儿的骨骸托付一位弟子照管，“*”中竟遭人揭发，那个弟子被迫向造反派交出，最后竟自杀身死……

在台湾，李济把自己培养的得意门生张光直推荐到了哈佛，毕业后张光直没有按照他的预期回台接替衣钵。他曾过继内兄之子作为义子，在他精心培养下，义子李光周终于在留学归来后接掌父亲创建的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但在李济去世六年后，也不幸病逝……

李济终身以传播科学思想为己任，而上苍却把诸多不幸一次又一次地降临到他身上，甚至在他６月生日的时辰里，制造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提出，中国文化是以“仁”为中心的“二人文化结构”：君臣、父子、长幼、尊卑……每个中国人都在对应参照中找寻位置。人的一生如橄榄状，二人关系的形成过程，就像橄榄果由尖向圆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成熟后走向尖——直至虚空的过程。李济是在众多关系中成长光大；也是在众多关系的离散中走向衰竭。在一次台风来临的时刻，这盏中国学术的长明灯终于油尽灯枯，黯然熄灭……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我知道“李济”这个名字，纯属偶然。十多年前，我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叫“李庄”的小镇，发现了一段缺失的民国学术史。那是抗战期间，中研院史语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简称“社会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简称“体质所”，“中央博物院”简称“中博院”。下同。，中国营造学社和同济大学等单位在长江边上的那个小镇弦歌不辍、薪传火播的一段历史，是著名学者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李方桂、梁思成（包括林徽因）、董作宾、吴定良、凌纯声、梁思永等在１９４９年前的极重要的一段生命辉煌。２０００年前后，我多次以文化人的眼光去叩访那块土地。２００１年９月，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抗战中国人文中心之一：李庄记事》一文。２００４年，我的学术史随笔《发现李庄》正式出版。此后，李庄开始频现于一些出版物和大众传媒，并变成一处新兴旅游地和一段有血有肉的学术史，我也因此被授予“李庄镇荣誉居民”。　。　想看书来

前言　李济是谁（4）

李光谟教授是读了《南方周末》上的那篇文章知道我的。他拿着那期报纸在李庄与我会面，报纸在他手上反复折叠已有些破损。记得我们最初的对话很有趣，有人介绍，李光谟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济先生的儿子。“李济的儿子”，我脑海里迅速闪动了一个疑问。旁边的李夫人补充一句，“李济的亲儿子，‘*’就为这个没少挨批！”那时，李光谟已是年逾七十的老人。此前他曾三次自费从北京到过李庄，那时的李庄早湮没了那段历史，千里迢迢而去，也无人可探问，他只在镇上稍作流连，在一处叫羊街６号和一处叫张家祠堂的地方凭吊往事，而后又风尘仆仆赶回北京。

李光谟对这块土地究竟有过什么样的情感，他的一家在这块土地上究竟有哪些故事？我开始悉心关注四处搜寻那些风干了的往事。李庄的前世今生，也就成了我与李光谟经常的话题和永久的缘分。他在北京，我在成都，隔三差五地通电话，我视他如父执，他待我似子侄，我们成了忘年交。也就在那时，我萌动了写《李济传》的雄心。

李济是座学术丰碑，要立传再现，无疑是项艰巨的工程，我有何德何能敢不自量力？但事理也清楚，时不我待，再不“抢救性发掘”，当事人年事日高，资料更难寻觅；世态炎凉，再不写，这段历史会被遗忘得更为彻底。于是，我开始尝试着从李济周围的一些人物写起，如他的朋友傅斯年、梁思成与林徽因、梁思永等，也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