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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人类学（尤其是考古人类学）与地质学关系密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考古学的田野发掘，最早的源头就来自地质学的“掘地”。地质学因工业文明对能源材料的需求而兴，地质学家常受雇企业主寻找矿藏，其间不时发现古生物遗骸、古代石器和陶器，于是古生物学和现代考古学应运而生。１９世纪中期，这些在西方刚起步的新知识，通过地质学著作的译介与传播也逐渐进入国人视野，如英国传教士慕维廉编译的《地理全志》，１９２４年李济在南开大学。（李光谟提供）

上海总税务司署印的《地学启蒙》，“格致汇编”刊出的《地学稽古论》等。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上自穹古之石史（地质学家从地底僵石中考求人物进化之迹，号曰石史），下自昨今之新闻，皆史家研究所当取材。”１９１０年，中国第一种地学学术刊物《地学杂志》创刊发行。地质科学的研究方法，影响到大学教育，大学课程中专门开设了地理学和古生物学。“土层犹书叶”，“以掘地代读书”（传教士、学者李提摩太语）。李济后来的文章曾谈到地质学对中国学术的巨大影响：传统的中国读书人只把书本视为学问，“劳心”、“劳力”有别的观念阻止了实际田野工作的发展；民初地质学者开始在中国实际从事田野工作，这才渐渐打破了读书人与“劳力”的界限。他所说的田野工作不仅仅是字面意义的“动手动脚找东西”，而是包括层位学等侧重文物所处地下环境的一套系统方法——“田野工作和田野工作方法的观念，可以说完全是由地质学家介绍到中国来的”参见李济：《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李济文集》（卷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３３４—３４５页；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张光直著，《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４４０页。。当时学科分工并不清晰，矿科、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说李济当过矿科教授，及至后来筹备中研院地质研究所，再其后受聘史语所考古组主任……这诸多的疑问在当时或许并不为奇。

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2）

李济在南开最早的朋友是原在克拉克大学的学长凌冰和清华同学杨石先，其后又结交了蒋廷黻、黄子坚、喻传鉴、伉乃如等一批同事，通过地质学教授翁文灏的介绍，还结识了留美时的偶像——地质学家丁文江。

那时，李济一次在哈佛大学图书馆随意浏览，当拿起一本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主办的《馆刊》时，扉页上竟是一位中国地质学家的半身照片。“他的锐利的目光与侧出的两钩胡尖，均给了我鲜明的印象。”李济深情地写道，“那时在美国留学，要是真想学点‘什么’的话，常常地不免有寂寞之感；寂寞的是，同道的人太少了；譬如在无数的科学杂志，所看的无数的科学新发明新发现及论文，与中国人有关的，差不多见不着。因此，有时在这些刊物内要碰着一个中国名字，那衷心的喜悦，就有点像在科举时代，家里出了一位状元公似的。”丁文江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开创者。早年留学日本和欧洲，获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及地质学双学士。回国后先后担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所长，曾在滇、黔等省调查地质矿产资源，编著中学生物学教科书，并长期担任《中国古生物志》主编。他与矿冶界协作配合，积极兴办实业。

１９２３年，李济第一次与正在北票煤矿公司做总经理的丁文江见面，李济说：有一天下午，带了一封介绍信，我跑到“义租界”意大利租界，旧译意大利为“义大利”。北票煤矿公司总办公处去拜会他。一见面他就说：“老兄回国了，好极了，你可以多作点研究工作。像我这个人，又要作生意，又要办行政，剩下的工夫太有限了；虽说想作点研究，也作不了多少。”他随即以对话的方式考了我一阵子，大概是想测验我的肚子里究竟有多少油水。一个初回国的留学生，好像初出笼的包子似的，总带了些热气。那时他的兴趣，有一部分集中在人类学，恰恰是我学的一套，所以虽是初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