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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４年，“安阳盗风更炽，浚县有大规模之盗掘团体。”１月１８日，郭宝钧写信向李济进言，“近闻刘经扶（刘峙）主席赴京，可否由院方或蔡先生作一招待，对于吾人工作前途重加嘱托，希就近酌夺。”所档：考６—２—２。且不说李济蔡元培等人的头低不低得下来，刘峙的腰未必就真硬挺得起。３月２１日，董作宾致函安阳县政府：“顷闻洹河北岸武官村侯家庄一带连日掘出甲骨文甚多，应请派员前往查禁私掘古物人犯送府严惩并传谕第八区长及各保长一面切实负责制止一面切实协助保护发掘团工作。”所档：考８—３。

４月１１日，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视察陕西后，突发“灵感”，从西安发通电给蔡元培，并分致汪精卫、王世杰、蒋介石等，１３日的天津《大公报》全文登载了戴的电文。他把矛头直指学术界，“近年以来，研究国学科学诸家，忽起发掘古墓、寻取学术材料之风。在学术界中，或多视若当然；而在爱国爱民者，则痛心疾首，呼吁无声，哭泣无泪。中国今日贫弱极矣，学术教育败坏极矣，应作之事不知其几千万，何必发墓，然后为学？”他要求“通令全国，凡一切公然发墓取物者，无论何种理由，一律依刑律专条严办”资料出处：中央社西安十二日电，原载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３日天津《大公报》第３版。。　。　想看书来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17）

戴季陶电文对科学考古工作的伤害，对史语所田野工作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１３日，李济闻讯，即从上海写信给在北平的丁文江，冀望丁文江跟胡适能在北方给予舆论支持，遏止戴的嚣张气焰。李济在信中写道：今日有一怪事发生：蔡先生收到戴季陶自西安拍来长电，此电兼致汪、蒋及雪艇等，大反对我们的考古工作。照他的意思，似乎我们应该得一凌迟的处罚。此电已遍载上海各报，看后实感觉此事之严重。戴某个人不足道，但其所居职位实足以号召一部分潜势力，从此考古工作恐将永无太平之日。蔡先生拟等孟真来上海时复一电作一申明。适与孟真通长途电话，他说雪艇已复一电，措词颇妙。不过南昌将如何响应，不得而知。他大概尚有两三天才来上海。弟甚觉此事非官样文章所能了事。戴氏所代表者为旧社会中之乡愿势力，假道德以行其私，且又欲以此欺天下，对近代之文明全为门外汉。此种人社会中并不罕见，不过现在他握权甚大，说不定有些人要抬他作偶像。这种危险时时可以发生。可否请兄约适之先生把北方的舆论唤起一下，作一公开的讨论。此事关系较之白话文言之争与科学玄学之战似更为具体也。《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５３５—５３６页。此事首当其冲是蔡元培，他在得到“戴电”的第二天，即嘱傅斯年拟稿李济修改，最后以蔡的名义写成反驳戴的公开信《蔡元培覆戴季陶函》（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４日），《蔡元培文集》（卷１２·书信下），台北：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５年，２６１—２６３页。，交付各大报纸刊出蔡元培在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４日的日记中写道：“巽甫（丁西林的号）自南京来，携有孟真代我覆季陶函，与济之稍增改几句，抄寄季陶，并送各报发表。”《蔡元培文集》（卷１４，日记），台北：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５年，６６页。。邪不压正，以蔡元培的影响，以国民政府多数人的见识，以科学考古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及国际学术界的支持，“戴电”最终沦为笑柄。４月１６日，李济致电侯家庄考古工地负责人董作宾，“戴电决无不良影响，或可因此严禁私掘，请安心工作。”所档：元１８８—４。

李济的分析过于乐观，１１月２日，河南方面派驻考古组的人员马元材无奈地向李济建议，“近来盗掘风气日甚，现法律已不足以制止，弟意河南似有订立单行法之必要，如荷赞成，即乞由研究院函达省府”所档：考１１—５。。石璋如回忆发生在１１月１５日的一件事，他写道：当天晚上大约十点以后，我们正在写报告，小营村村长李宝善带着菜园主人李来发来打听，中央是否有派遣“中央夜晚发掘团”进行发掘。听后我们觉得很奇怪，那有夜晚发掘团？就猜想是盗掘团。

先前我们便听到工人口耳相传，研究院出四毛，很快就有赚八毛的机会。村长说县府官员李冠领着武官村村长和工人以“中央夜晚发掘团”的名义到李来发的田里发掘，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