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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百斤，加耗什一。中茶者，自遣人赴甘州、西宁，而支盐於淮、浙以偿费。商人恃文凭恣私贩，官课数年不完。正统初，都御史罗亨信言其弊，乃罢运茶支盐例，令官运如故，以京官总理之。

景泰中，罢遣行人。成化三年命御史巡茶陕西。番人不乐御史，马至日少。

乃取回御史，仍遣行人，且令按察司巡察。已而巡察不专，兵部言其害，乃复遣御史，岁一更，著为令。又以岁饥待振，复令商纳粟中茶，且令茶百斤折银五钱。

商课折色自此始。

弘治三年，御史李鸾言：“茶马司所积渐少，各边马耗，而陕西诸郡岁稔，无事易粟。请於西宁、河西、洮州三茶马司召商中茶，每引不过百斤，每商不过三十引，官收其十之四，馀者始令货卖，可得茶四十万斤，易马四千匹，数足而止。”从之。十二年，御史王宪又言：“自中茶禁开，遂令私茶莫遏，而易马不利。请停粮茶之例。异时或兵荒，乃更图之。”部覆从其请。四川茶课司旧徵数十万斤易马。永乐以后，番马悉由陕西道，川茶多烂。乃令以三分为率，一分收本色，二分折银，粮茶停二年。延绥饥，复召商纳粮草，中四百万斤。寻以御史王绍言，复禁止，并罢正额外召商开中之例。

十六年取回御史，以督理马政都御史杨一清兼理之。一清复议开中，言：“召商买茶，官贸其三之一，每岁茶五六十万斤，可得马万匹。”帝从所请。正德元年，一清又建议，商人不愿领价者，以半与商，令自卖。遂著为例永行焉。一清又言金牌信符之制当复，且请复设巡茶御史兼理马政。乃复遣御史，而金牌以久废。卒不能复。后武宗宠番僧，许西域人例外带私茶。自是茶法遂坏。

番人之市马也，不能辩权衡，止订篦中马。篦大，则官亏其直；小，则商病其繁。十年巡茶御史王汝舟酌为中制，每千斤为三百三十篦。

嘉靖三年，御史陈讲以商茶低伪，悉徵黑茶，地产有限，乃第茶为上中二品，印烙篦上，书商名而考之。旋定四川茶引五万道，二万六千道为腹引，二万四千道为边引。芽茶引三钱，叶茶引二钱。中茶至八十万斤而止，不得太滥。

十五年，御史刘良卿言：“律例：‘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盖西陲藩篱，莫切於诸番。番人恃茶以生，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非可以常法论也。洪武初例，民间蓄茶不得过一月之用。弘治中，召商中茶，或以备振，或以储边，然未尝禁内地之民使不得食茶也。今减通番之罪，止於充军。禁内地之茶，使不得食，又使商私课茶，悉聚於三茶马司。夫茶司与番为邻，私贩易通，而禁复严於内郡，是驱民为私贩而授之资也。

以故大奸阑出而漏网，小民负升斗而罹法。今计三茶马司所贮，洮河足三年，西宁足二年，而商、私、课茶又日益增，积久腐烂而无所用。茶法之弊如此。番地多马而无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势必相求，而制之之机在我。今茶司居民，窃易番马以待商贩，岁无虚日，及官易时，而马反耗矣。请敕三茶马司，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马当发若干。正茶之外，分毫毋得夹带。令茶价踊贵，番人受制，良马将不可胜用。且多开商茶，通行内地，官榷其半以备军饷，而河、兰、阶、岷诸近番地，禁卖如故，更重通番之刑如律例。洮、岷、河责边备道，临洮、兰州责陇右分巡，西宁责兵备，各选官防守。失察者以罢软论。”奏上，报可。

於是茶法稍饬矣。

御史刘仑、总督尚书王以等，请复给诸番金牌信符。兵部议，番族变诈不常，北狄抄掠无已，金牌亟给亟失，殊损国体。番人纳马，意在得茶，严私贩之禁，则番人自顺，虽不给金牌，马可集也。若私贩盛行，吾无以系其心、制其命，虽给金牌，马亦不至。乃定议发勘合予之。

其后陕西岁饥，茶户无所资，颇逋课额。三十六年，户部以全陕灾震，边饷告急，国用大绌，上言：“先时，正额茶易马之外，多开中以佐公家，有至五百万斤者。近者御史刘良卿亦开百万，后止开正额八十万斤，并课茶、私茶通计仅九十馀万。

宜下巡茶御史议，召商多中。”御史杨美益言：“岁民贫，即正额尚多亏损，安有赢羡。今第宜守每年九十万斤招番易马之规。凡通内地以息私贩，增开中以备振荒，悉从停罢，毋使与马分利。”户部以帑藏方匮，请如弘治六年例，易马外仍开百万斤，召纳边镇以备军饷。诏从之。末年，御史潘一桂言：“增中商茶颇壅滞，宜裁减十四五。”又言：“松潘与洮、河近，私茶往往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