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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万多的小城，属于华人足迹尚未到达的角落，没有大学，所以没有我国留学生，全城据说有两家中餐馆（我们只看见一家），还是越南人和柬埔寨人开的。我们11个记者是迄今为止那里接待的最大的中国团队，一开始还被当地的主流报纸《南方快报》（Ladépêche　du　Midi）写成了“香港来的”！住过的旅馆，参观过的农庄，包括洛特省旅游局的导游们，都异口同声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第一次接待中国人！”不过，我很快在这个偏僻的西南小城里发现了中国的蛛丝马迹，卡奥尔与中国直接发生关系，最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果真证实了法国人爱说的那句话，Le　monde　est　petit　！　世界很小！此言非虚也。

董文学

让…加布里埃尔·佩尔博瓦（Jean…Gabriel　Perboyre），汉名董文学，法国天主教遣使会（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　lazariste）神父。不知道他是不是第一个踏足中国的卡奥尔人，反正在天主教在华传播史上，他绝对是个不得不提的人物。董文学1802年出生于卡奥尔城西北25公里处的蒙哥斯蒂村（　Montgesty），是八个孩子当中的老大。父母都是农民，笃信天主，孩子们肯定是继承了父母的宗教热情，八个中的六个都做了神父或修女。

董文学从小天资聪颖，表现出知识分子的气质，以及对信仰不同寻常的热情。

十五岁那年，他陪同弟弟在修道院读书时，写信给父亲说：“我在热切祈祷之后，

相信天主要我做神父。”父亲只好放弃让他继承家产、回乡务农的计划。到了1830

年前后，他在巴黎的神学院担任教职，一心想要去中国传教。因为身体孱弱，他曾对神父们说：“请为我祈祷，让我身体强健起来，好去往中国，在那里传播耶稣基督的教导，并把生命舍在那里。”1830年，他的弟弟、也是神父的路易，病死在去中国传教的路上，这越发坚定了董文学去中国的想法。

1835年他终于如愿以偿。那年3月15日，董文学从勒阿弗尔港（Le　Havre）上船，经过五个月的海上漂流，于是年8月到达澳门。在那里他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并改作剃半个头、留长辫子的清朝打扮。转年年初，他辗转进入中国大陆。话说董文学到达中国的年代，西方传教士早已风光不再，当年汤若望、南怀仁出入宫廷，被奉为上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十八世纪初年，雍正登基后，全面禁止天主教。雍正爷这么做，自有他的道理，这全因当时的罗马教廷不懂得与时俱进的道理，非要和孔夫子一争高下，禁止中国教徒尊孔敬祖。儒家思想是中华帝国的立国之本，是最基本的价值观，这下中国的皇帝当然不能容忍。至于传

教士后来渐渐被妖魔化，除了民众普遍地缺乏知识，恐怕背后也有当时政府的舆论战略。民间附会出种种关于传教士们剜眼挖心的恐怖传说，被抓住的传教士更是往往被施以酷刑。另一方面，为什么欧洲有那么多传教士前赴后继地要来中国？对那些虔诚的教士来说，在那幅员辽阔的东方国度，生活着数以亿计未受基督教化的蒙昧人民，去解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岂不是天大的功劳。当然，根据我当年读的中学历史课本上的说法，帝国主义利用传教士进行文化、政治渗透，这个说法也相当有道理……扯远了。董文学神父在福建、广东、江西、四川、河南、湖北一带传教。1839年被捕，经过一年的监禁、审讯，1840年9月11日，他在武昌府被绞刑处死，达成了为耶稣基督死在中国的愿望。根据维基百科的说法，董神父之死“震动法国”。在法国政府一再施压下，道光皇帝于1846年正式解除禁教令。董文学神父显然是卡奥尔的历史名人。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形象，是在卡奥尔老城里的圣·艾蒂安大教堂（Cathédrale　Saint…Etienne），他前额剃光，脑后拖着长长的大辫子，身着枣红色的斜襟圆领粗布囚衣，活脱脱一个清朝男子。他被捆绑在木制十字架上，脖子上勒着粗大的麻绳，是在武昌府受绞刑的情形。同样形象的塑像或照片，我们随后又在卡奥尔及周边地区的好几座教堂见到。在卡奥尔的最后一天，我在投宿的皮莱韦克村（　Puy…L’Evêque）瞎转，还看见村里教堂的门上贴着通知，第二天教区活动，其中一项内容就是缅怀董文学神父的事迹。董文学后来被梵蒂冈封圣，称“圣董文学”。幸好时代变了，中国人不再被视为野蛮未开化的异教徒，对宗教信仰